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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懂得，时代在变迁，生活在嬗递，同一空间里，会出现新的生命，带来新的欲望，新的趣味，新的创造，因此，旧的东西，包括城市里的旧建筑，有的势必会被改造、淘汰。
但这种改造与淘汰，应是一种良性的，更进一步说，也就是更加人道的，更人性化的演进。
我有三部长篇小说都以北京的古典建筑命名：《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这不是偶然的。
我总企盼新的生命，新的生活，能根植在传统文明的沃土之中。
近二十多年，尤其是近十年，北京城市面貌变化很大。
有人说真是非常现代化了。
究竟什么是现代化？是不是就等于西方化、欧美化？前些天我到机场接来一位朋友，他带着生于加拿大的小儿子，我们从面貌跟西方一般机场别无二致的天竺机场出来，乘出租车沿高速公路前往他们预定的宾馆，那公路也非常地“一体化”
，所有标识牌的大小、颜色，上面所绘符号，跟加拿大没有任何差别，而且也都有英文，唯一区别也就是加上了汉字。
一路上从车窗看到许多西方式的大楼房。
到了那完全西方化的五星级酒店，进了甚至比一般加拿大旅馆更显出“与国际接轨”
的标准间，朋友的孩子，也恰好是八岁，大声地叫“爹地，爹地”
，神态令我想起八岁时在那人力车上的自己，他是怎样的心理昵？父亲问他，他倒说出来了：“爹地，我们什么时候到北京？”
北京毕竟还是北京。
后来我陪朋友父子游北京，在紫禁城、雍和宫、东岳庙、颐和园、长城……他们看到了与加拿大绝对不同的北京。
但这许多仍保持着传统北京风貌的地方，仿佛是些钢筋混凝土森林里的绿洲，被“世界一体化”
景象围裹的“保留地”
。
我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
对北京的旧城改造，特别是危旧胡同四合院的更新，我并没有站到“一点儿也不能拆”
的立场上，我能理解那些危旧房屋里的平民改善居住条件的诉求，也能体谅社会生活组织者面对难题在求证与实践上的艰难；规划部门划定了二十三片胡同四合院为旧城保护区，这很好；在菊儿胡同那样的地方，由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以“有机更新”
理念主持了四合院改造的试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了褒奖，确实算得有益的尝试；近年来，更投资建成了皇城根遗址公园、菖蒲河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做出了将传统的北京与现代的北京加以融通的努力。
好处要说好，难处大家想办法。
传统的北京也并不拒绝外来的事物，比如北海琼岛顶上的白塔，还有体量比它更粗大的西四白塔寺白塔，就绝非中国传统建筑，那是来自尼泊尔的阿尼哥主持设计建造的，不是早已和谐地融入了北京的城市画卷中，甚至成为亮点了吗？还有清末民初正阳门的改造，东边那座西洋式的火车站，因为在体量和色彩上努力与北京固有的建筑协调，在视觉上绝无“破相”
的弊病；再如1916年正阳门箭楼的改建，当时请的是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来主持，他并没有完全依照旧版拷贝，而是变通地加大了体量，增添了之字形阶梯，加了汉白玉护栏，还在楼窗上加了拱弧形罩檐，他还特别在下部侧面墙体上加添了一个巨大的水泥浮雕，那浮雕的样式是从西方文艺复兴建筑的语汇里演化来的，但他弄得与中国古典箭楼的固有风格非常协调，于是不但没有形成破坏，反而使其添彩。
我们都知道从20世纪初就有种国产香烟叫“大前门”
，那上面的图案从来不变，所画的前门箭楼虽然只是简单的线画，那下面斜壁上的浮雕总是要标识出来。
这么多年过去，那浮雕再也不是什么外来的添加物，已经成了老北京的传统性符码了。
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北京是完全可以拆旧建新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使新旧能在传统中融合。
我曾经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组的《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摄制，我诉说的当然是北京，在家里用光盘看样片时，我儿子不禁啧啧赞叹，因为镜头里出现了在地坛拍摄的镜头：蓝天下，朱红的墙体，明黄的琉璃瓦，墙后是波涛般的古柏绿冠……但愿那一刻，他和我一样，也成为珍爱以红、黄、绿“三原色”
为象征的，维护北京传统审美意蕴的，那个社会群体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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