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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少数成人读物。
是姐姐，通过她的假期阅读，把我正式引入了成人读物的天地。
记得那时，一般是她先读，然后我接过去读，所读的，大体上分三类。
一类是苏联长篇小说，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茹尔宾一家》、《钢与渣》、《青年近卫军》、《虹》等等。
一类是外国古典名著，如《大卫·科波菲尔》、《巴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卡斯特桥市长》、《安吉堡的磨工》、《贵族之家》、《复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
一类是中国古今名著，如《红楼梦》、《家》、《骆驼祥子》、《死水微澜》等。
那时像《青春之歌》等后来风靡一时的当代长篇小说还没出现，所以我们读当代长篇小说不多。
渐渐地，我们姐弟间也会就读过的小说，很随意地交换些意见。
当然，姐姐免不了笑我幼稚，我也免不了跟她抬杠犟嘴，但“开卷有益”
，在独自默思与相对笑谈之中，也就体现出来了。
我给小哥当哑奴
我上高中时，有一回在教室里谈笑，我提到奥勃洛莫夫，语文老师恰巧进来听见，吃了一惊。
如果我提到的是叶甫根尼·奥涅金，他大概不会那样吃惊，那时喜欢俄罗斯古典文学的高中生阅读过普希金的著作不能算太稀奇，可是阅读过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并且拿那小说里的主人公当谈资，这确实让他想不到。
那本厚厚的翻译小说没有什么有趣的情节，好几百页过去，那从第一页就在**的奥勃洛莫夫竟还没有起床！
老师问我是怎么读到这本小说的？我告诉他，是我小哥介绍给我的。
我们家小哥学历最光彩，他是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生，本来是应该成为一个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的，没想到他毕业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俄语人才过剩，他被分配到湖南一所县级中学去了。
小哥虽然没能从事上俄罗斯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但他把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那特殊韵味的领悟，传递给了我。
我在1958年，上高二时，第一回投稿成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一篇文章，不消说，这跟小哥对我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小哥在北大是京剧社的活跃分子，他专攻梅派青衣，在北大礼堂粉墨登场，出演过《玉堂春》、《大登殿》、《二堂舍子》，高腔遏云，低哦婉转，身段飘逸，表情细腻，常常博得满堂喝彩。
当时的校长马寅初和许多著名的教授，都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观看北大京剧社的假日演出。
小哥那时发愿要排出梅派名剧《宇宙锋》的“装疯”
一场，以飨厚爱他的观众。
那出戏里的赵艳容唱段吃重，还有大量复杂的身段，许多身段必须是与哑奴一起配合着完成，于是，小哥就拉我权充哑奴，与他一起排练。
我不断地笑场，还故意捣乱，未必对他有多少帮助，但在那样的嬉戏中，我对京剧艺术多了一分理解与爱好，这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是难得的营养。
我们全家都热爱《红楼梦》，小哥对金陵十二钗常有其独到的见解。
有一回他从湖南回北京，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十三中任教，他借住在我宿舍里，晚上我们俩聊《红楼梦》，开始低声细气，后来不知怎么的争执起来，声音都变粗了，结果第二天隔壁宿舍的同事善意地把我们的争执学舌一番，闹得我脸上发烧。
近年来我撰写有关《红楼梦》的书，小哥提供了若干很好的建议。
我走上文坛以后，小哥是我最热心的读者，他对我的每一本书都细读详批，尤其是对《四牌楼》，他把“批注本”
从成都寄给我，我读到他那些认真的批评，心弦颤个不停。
我告诉他《四牌楼》虽然得了上海的一个奖，但离轰动、畅销距离不小，他鼓励我说：“莫求一时灿烂，丝从心里吐，线从魂里拈，才能织出耐久的锦缎——能有一批人欣赏，你也就该知足了！”
小哥从成都一所大学退休后，生活虽然清贫，却情趣盎然、自得其乐，他陆续撰写出一些关于京剧艺术的文章，发表在《中国京剧》等杂志上，我们通信、通电话，大多是交流对文学艺术的看法。
人生需要坚实的情感支撑，除了爱情、友情，家族成员间的相濡以沫、砥砺鼓舞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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