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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教师给我一盏马灯，让我设计一个小品。
我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娇生惯养，连马灯该怎么点燃都弄不清，我只好请求他们另给我出一个题目。
结果心慌意乱中，我连那个本来与我生活相近的题目也没做好。
如果不心慌意乱呢？我大概也做不好。
我没有考取。
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把这件事隐蔽起来，说实在的，我有一种羞耻感。
现在我已步入中老年，失败过的事太多了。
我终于懂得，在事业的道路上，失败不仅不是羞耻，而恰恰值得珍视。
我一般不在文章中引用先哲的话，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我看时下许多文章中总爱引用若干先哲先贤的话，为避免文章写法与人雷同计，我便尽可能一句也不引。
但此时此刻我却不能不将曾在我灵魂中烙下很深印迹的这句罗曼·罗兰的话录在下面：
“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鸡啄米
我从初中三年级起便试着给报刊投寄稿件。
我已经记不清都投寄过些什么。
总之，不是投给“中学生征文”
或“幼苗”
一类的专栏，而是大摇大摆地作为成年人向报刊投寄“正式”
的作品。
屡投屡退。
那时候，刘绍棠已经是知名作家，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正引起强烈反响，我们的文坛正孕育着、发生着许多惊心动魄的事，而我对这些事的了解却处于鸿蒙未开的混沌状态。
唯一的一次接近成功的情况，是《少年文艺》杂志把我寄去的短篇小说《旗手》打了回来，但附有一封手写的编辑部信件，提了几条意见，让我修改。
那个短篇大约是写一次少先队的中队活动，登香山“鬼见愁”
，中队旗不慎掉到了悬崖边，于是两名护旗手一个表现得惊慌胆小，另一个则勇敢地爬到悬崖边取回了队旗。
素材是取自我们班上的一次少先队活动，但写得非常幼稚。
我兴冲冲地修改了一遍，满怀希望地寄回了编辑部。
记不清是石沉大海还是终于退了回来，总之是没有刊出，自然很伤心。
伤心归伤心，投稿仍未中断。
到了1958年，我上到高二的时候，才终于在当时的《读书》杂志登出了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
寄稿子去时我没说自己是还在上学的中学生，只写了家庭地址。
结果编辑部大约以为我是个有修养的成年人，登出后寄给我刊物时，附信请我“不吝赐稿”
。
我当然“不吝”
，但寄去的稿子一定令他们哑然失笑——他们看出我不过是个一知半解的少年人，因此都婉辞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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