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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写作，1976年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
《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
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
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那时还不清楚，自己在写作的路上究竟能走多久、多远。
写《班主任》时，作为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两部，一部是前面提到的《雅克萨》，另一部是两位农民作者合作的，写农村修路的《大路歌》。
他们的稿子生活气息浓烈，文字也活泼流畅。
虽说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
，但1977年2月7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两报一刊”
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个凡是”
决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
。
我们编辑部对稿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不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还得歌颂“**”
。
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并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覆去地编造阶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
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
与《雅克萨》作者谢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35岁，已不能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
嘛！
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
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
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
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公事公办”
，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不寄了。
从东单邮局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
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月（刊物脱期了）。
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
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
不过，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
我在“**”
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稚。
1974年到1976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
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
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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