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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在中国呆过的人，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29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
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
，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甚至强调“**”
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
（只是说“这一回”
的“**”
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
是“极右”
，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
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
198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
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
一起获奖。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
，它被指为是一场浩劫。
紧跟着，改革、开放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
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
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
它被送入了“博物馆”
（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
的深深疑问。
进入20世纪80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
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地保持民间站位，不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展拓了以笔驰骋的空间。
把稿子投进邮筒前，我一度非常犹豫。
纸已黄脆，记忆犹新。
《班主任》发表至今已有29年。
我本不愿重提这粒“陈芝麻”
，但最近我从年轻一代那里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班主任》的写法，以及一度的轰动，是畸形的文学景观；另一种说，像那样的作品，在适当的社会发展阶段，还一定会卷土重来，是文学史上惯常的一元、时不时会一闪的正常景观。
我不能确定他们谁说得更有道理，也许，唯有未来文学发展的轨迹本身，才能确认或否定种种不同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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