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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人说好吗？容得人说坏吗？自己觉到的好处，人家说出来了，的确欢喜。
自己觉到的短处，人家指出来了，的确痛快。
自己觉到的好处，人家偏认为糟，此时倘说心里欢喜，那是假话。
但愿思考，愿自省，所以，虽不欢喜，却欢迎。
自己觉到的坏处，人家偏赞扬，此时心里不厌，那也是假话。
但亦愿思考思考，愿体察，所以，虽颇烦厌，却也愿听。
——刘心武
那是一封报丧的信。
告诉他们家乡那一片地方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
信中还一并列出了与我那位同事及爱人有关的一个名单。
他们俩都是云南同一地区的人，所以那名单也就颇长，前面开列的是类似哥嫂侄甥叔姑姨舅那样的至亲，后面则是一些邻里同窗，最后说还有若干受伤待治疗的人，“兹不详赘”
。
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
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没那么广播过。
记得“文革”
刚开始时候的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过地震，周总理马上赶赴现场。
如果云南真的也发生了大地震，怎么没见周总理去慰问的消息？光是与他们两位有关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地区一共该死了多少人呢？
在“文革”
时期，像我这样的普通的中国人，被一种“革命思维”
所训练，那思维逻辑里，不要说人祸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就是天灾，也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当其冲。
我们这边即使偶有天灾，也终究是人定胜天，怎么会死掉那么多人？而且，报上没那么说，广播里没那么播，那事情就应该是没有。
散布、传播报纸上广播里没有的消息，便一定是造谣。
造谣不仅可耻，而且有罪。
再说，革命者应该懂得：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应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就算真的死了那么多人，这封信竟只是纯客观地报道死讯，写法也成问题。
但我的良知很快促使我相信那是一封报告真实情况，而且对接信者也很必要的信件。
信是地震过后一个月左右才写的，可能到那时候才有条件写出并寄出。
但为什么它会被夹在了《日子》里呢？信封呢？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失眠到天明。
这事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处理起来应该非常简单：第二天私下里把那信还给那位同事，告诉他无意中看了内容，请他原谅，还可以顺便向他表示慰问。
但在那个特定的年月里，我却觉得非常为难。
如果我那样把信交给同事，他可能反而会非常紧张——既然我已经知道，胆小而谨慎的他，会为“该不该向组织上汇报”
而焦虑。
若汇报，则会连累到他报信的亲戚——即使那信的内容属实，为什么偏在春节时写来？我又反复推敲，那封信的信封哪儿去了。
也许，是寄给了另外的同乡，里面不止一张纸，每张分别给不同的人报信，而由一个收信人接收后，再分别在北京转交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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