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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杂文随笔集？却又颇具系统。
张小波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里的“校园诗人”
，后来成为“个体书商”
，依我对他的了解，就他内心深处的认知而言，他并非一个民族主义鼓吹者，更无“仇美情绪”
，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那时候青年人当中开始涌动的民族主义情结，于是攒出这样一本“拟愤青体”
的《说不》，既满足了有相关情绪的读者的表述需求，也向社会传达出一种值得警惕的动向，并引发出了关于中国如何面对西方、融入世界的热烈讨论。
这本书一出就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连续加印，张小波因此也完成了资本初期积累，在那基础上，他的图书公司现在已经成为京城中民营出版业的翘楚。
王小波对世界、对人类的认知，是与《说不》那本书的宣示相拗的。
记得那次他在席间说——语速舒缓，绝无批判的声调，然而态度十分明确——“说不，这不好。
一说不，就把门关了，把路堵了，把桥拆了。”
引号里的是原话，当时大家都静下来听他说，我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我现在只能引其大意——他回顾了人类在几个关键历史时期的“文明碰撞”
，表述出这样的思路：到头来，还得坐下来谈，即使是战胜国接受战败国投降，再苛刻的条件里，也还是要包含着“不”
以外的容忍与接纳，因此，人类应该聪明起来，提前在对抗里揉进对话与交涉，在冲突里预设让步与双存。
王小波喜欢有深度的交谈。
所谓深度，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坦率地把长时间思考而始终不能释然的心结，陈述出来，听取谈伴那往往是“牛蹄子，两瓣子”
的歧见怪论，纵使到头来未必得到启发，也还是会因为心灵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记得我们两个对酌时，谈到宗教信仰的问题。
我说到那时为止，我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很尊重，但无论哪一种，也都还没有皈依的冲动。
不过，相对而言，《圣经》是吸引人的，也许，基督教的感召力毕竟要大些？他就问我：“既然读过《圣经》，那么，你对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又分明复活的记载，能从心底里相信吗？”
我说：“愿意相信，但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怎么相信。”
他就说：“这是许多中国人不能真正皈依基督教的关键。
一般中国人更相信轮回，就是人死了，他会托生为别的，也许是某种动物，也许还是人，但即使托生为人，也还需要从婴儿重新发育一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嘛！”
我说：“基督是主的儿子，是主的使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
但他具有人的形态。
他死而复活，不需要把那以前的生命重来一遍。
这样的记载确实与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记载的生命现象差别很大。”
我们就这样饶有兴味地聊了好久。
聊到生命的奥秘，自然也就涉及到性。
王小波夫人是性学专家，当时去英国做访问学者。
我知道王小波跟李银河一起从事过对中国当下同性恋现象的调查研究，而且还出版了专著。
王小波编剧的《东宫·西宫》被导演张元拍成电影以后，在阿根廷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张元执导的处女作《北京杂种》，我从编剧唐大年那里得到录像带，看了以后很兴奋，写了一篇《你只能面对》的评论，投给了《读书》杂志。
当时《读书》由沈昌文主编，他把那篇文章作为头题刊出，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元对我很感激，因此，他拍好《东宫·西宫》以后，有一天就请我到他家去，给我放由胶片翻转的录像带看。
那时候我已经联系上了王小波，见到王小波，自然要毫无保留地对《东宫·西宫》褒贬一番。
我问王小波自己是否有过同性恋经验，他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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