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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幅：人需纸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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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只细瓷茶杯，外壁有金色花纹，当我因为顽皮把它碰落地下以后，发出一声脆响，立刻碎成许多“指甲盖”
，而迸飞门边的把手，让我觉得很像弯屈的小拇指。
“哦嗬，这下不成套了！”
陈伯伯望着地下的碎片，乐呵呵地说。
坐在他对面的爸爸没有责备我。
稍停了一下，就继续跟陈伯伯聊天。
那是在北京北新桥陈伯伯的居所里，当时他还没有接来家眷，一个人独居。
那一年，他大概刚刚五十出头，而爸爸四十八岁，我呢，十一岁。
记忆里这一点非常清晰：那是一整套精美的瓷器，放在一个很大的礼品盒里，那放在餐桌上的礼品盒是在爸爸带我去做客时，陈伯伯才将其打开，嘱咐保姆取出茶壶和三只茶杯，将其洗净，沏上香茶，先来使用；其余的，好像还不止是茶具，应该还有碗盘什么的，都还搁在盒子里，而塞在瓷器当中防止互相磕碰的大团纸丝，被掏出来的部分，还没从盒盖边清走。
那套瓷器不是爸爸带去的礼物。
应该是另外什么人送给陈伯伯的。
爸爸和陈伯伯互相拜访，从不带礼物。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懂得，从这样的非常琐屑的细节，可以证明他们不是一般的交情。
陈伯伯竟然对我碰落跌碎昂贵的细瓷毫无愠色一笑了之，爸爸竟然并不以为应该对此礼节性地致歉也懒得责备我几句，这说明，他们相聚交谈的快乐，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
陈伯伯名陈晓岚，上个世纪初出生在四川。
他的老家跟爸爸妈妈的老家离得很近。
他们相识相交得很早，属于青春期的朋友。
爸爸妈妈大约二十岁出头结婚，一年后生下我大哥，那是1925年，爷爷到广州参加大革命去了，后婆婆对爸爸妈妈非常不好，等于是把他们扫地出门了，爸爸直到1926年才终于有了稳定的职业，可以把妈妈和大哥接去共同生活。
那么，有一段时间，妈妈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哥，借住在离沙滩不远的一条胡同里的陈伯伯家。
那时候陈伯伯在沙滩北京大学（俗称“红楼”
）化学系读书，他比爸爸妈妈先一步结婚，是老家的父母包办的，他到北京读大学，是带家眷来的，所谓他家，其实是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租的房子。
他的妻子，1925年早于我大哥生下了一个女儿。
我1942年才出生，对于1925年的事情，很难想象。
陈晓岚夫妇自己有襁褓中的婴儿，却不怕麻烦累赘，接纳一个朋友的妻子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加入自己的生活，这在那个时代，是多见的吗？我现在已经六十七岁了，以我懂事以后的六十多年的生活阅历，还找不出相近的事例。
伸出援手，予人温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在任何时代都是件往往心有余力不足的事。
但遥想当年陈伯伯家对我家的帮助，竟是力未必足而心竟有余，“古道热肠”
这个语汇，被他们的行为阐释得无以复加。
回忆往事，涉及童年阶段，我行文习惯称爸爸妈妈，到进入青春期后，则多愿以父亲母亲谓之。
大约1983年，我已不惑，年近八十的母亲住在我北京劲松居所，谈及当年陈伯伯陈伯母的种种事情，记忆犹新。
她说1919年5月4日那天，她跟着自己所在的女子中学的队伍，也走向了街头，在街上，迎面见到一所男子中学的队伍，一眼瞥见了陈晓岚——那时他课余常到我爷爷家去——在队伍中举着竖长的标语纸旗，穿着长衫，跳着脚高声领呼口号。
后来陈伯伯考上北京大学，虽然主修化学，但对社会科学包括文学艺术都有兴趣，他常去听李大钊的课，有次他听完课，来到什刹海北岸我爷爷家，那时候我亲婆婆还在，一大家子人，我父亲，我姑妈，我母亲（那时还未和我父亲成婚，属于童养媳性质，但我爷爷婆婆待她如亲女，她与我父亲青梅竹马早有感情）……陈晓岚把课堂上从李大钊那里听来的新鲜议论，学舌一番，兴奋得不行。
1920年，李大钊就在北大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陈晓岚入北大后参加了小组的活动。
那时候，陈晓岚还写诗，正如我父亲青春期尝试写长篇章回小说《铁兰花》一样，他们沉浸在为社会变革献身，以及将才华化为美文的**之中。
母亲说，陈晓岚最不开心的是，他妻子是个小脚妇女。
你现在读一些明代、清代的诗文，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主流审美意识，是以小脚裹成“三寸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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