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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放前在造纸厂确有股份，解放后很长时间里他领取定息。
他在“革命委员会”
给他的纸张上，写下为自己辩护的话，他认为自己拥有股份和领取定息，都是心安理得的，那是厂方，包括后来国家有关部门，对他知识与技术上的奉献给予的一种工资以外的酬劳方式。
他又被指认为“共产党的大叛徒”
。
专案组从旧报纸上查到了“昨北大共党分子陈晓岚被捕校方紧急营救”
一类的新闻。
他在专案组提审时试图解释，他虽然在1923年到1926年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但那并不是1921年在上海秘密成立的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比中国共产党还要早，参加活动的人士可以每次必到，也可以选择参加，更可以自动离开。
他说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领导，是严格保密的，他并不知情。
他那时确实醉心于共产主义，参与一些相关的社会活动，反动军阀将他以“共党分子”
逮捕，报馆称他为“共党分子”
，都是那个时代常有之事。
他既然并没有参加过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那个共产党，他又怎么会是共产党的叛徒呢？……他的辩解给他带来的只有拍桌痛斥与拉出批斗。
二哥后来以解决两地分居为由，自动离开北京到成都与二嫂会合，一直定居那里。
1975年他因事来到北京，去轻工设计院看看，对他友善的前同事跟他说：你早来几个小时就好了，我们刚开完陈晓岚的追悼会。
原来陈晓岚伯伯大约在1973年宣布“解放”
，但饱受冲击折磨的他已经患了喉癌，虽然回到家里亲人身边，却不能出声说话了。
1975年他在医院去世，弥留前，宣布为他“平反”
，就是说，终于承认，他既不是“走资派”
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
，当然更不是“吸血鬼”
和“狗叛徒”
，不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不用再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
父母那一辈的人，已经全都谢幕，到我难以揣想的后台去了。
他们在上个世纪的种种故事，不应该忘记。
我们告别二十世纪，前提是必须保持对二十世纪的记忆。
有人说，纸张越来越不重要，因为有了电脑，有了网络，数字化的电子产品将取代所有的纸质品。
对此我不参与争论。
我只是记得，有一位陈伯伯，他为在中国生产纸张，奉献了他的一生。
他生命如纸。
他的一生引发出我痛切的思索，人的一生，究竟需要消费多少纸张？在这些纸张上，有几多承载了真实的心声，又有几多是违心的，甚至是用来损人害人以至抉心自噬的？
我现在使用电脑写作，投稿都以电子邮件传送电子版。
但我仍在用纸作画。
我2007年在北京怀柔水库画过夕阳残照。
现在我拣出这幅画献给陈晓岚伯伯。
我想告慰他的是：并非陨落消失的都会被人遗忘，拼力将人生记忆真实地记录传递下去，是现在所有仍具良知的生命的自觉使命。
2009年2月14日完稿于绿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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