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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答疑讨论阶段，听众提问的深度，以及讨论气氛的热烈，都超过我那前半场。
主持人宣布曲终奏雅，掌声不仅热烈而且持续的时间超过了给我的。
后来她款款走下台来，我迎向她，于是才猛然意识到，她那身乍看并不起眼的衣衫，是非常高级的品牌，其颜色是一种特别难以调出来的海洋色，穿在她身上，使她显得非常典雅，而她那似乎简单的发型，其实是精心梳理出来的，眼镜也非俗品……我心中一震，真是此刻才识金镶玉！
我在哈佛，还应邀到费正清研究中心去作了一次小型演讲。
费正清研究中心是西方研究中国的一个学术重镇。
那次访美时我才弄明白，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除个别人外基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专业人士。
汉学家是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化典籍包括最新人文科学现象的。
中国问题专家则往往是并不能说中文甚至也不能直接阅读中国文献，却专门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政治与社会变迁、现状的。
汉学家一般离政治较远，而中国问题专家往往充任美国政府的幕僚，或至少是具备回答美国政府咨询资格的人士，在美国制定长期的对华战略和短期应变策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大概是因为费正清研究中心那时候正在编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该书的计划是要一直写到1982年，因此要涉及到1976年后中国各方面包括文学上出现“伤痕文学”
的情况，我既然是1977年以《班主任》开“伤痕文学”
先河的角色，所以他们对我有一定兴趣吧。
后来他们在1991年出版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有一个半页码讲到我并有所评价，1992年中国大陆就有译本，这是后话。
且说那天我独自去了费正清研究中心，接待我的是中心的一位副主任，金发碧眼的女士，她基本上不会说中文，我基本上不会说英文，见了面除寒暄真无法作什么交流。
中心把我的演讲安排在一个小厅里，时间是在午饭后，那天来的人不多，没有坐满，大约只有二十几个人。
中心安排了一个翻译，也是位金发碧眼的女士，她汉语口语能力很强，但我们没机会单独交流什么，进入演讲现场，副主任就宣布开始，我就讲开了。
我懂得把一层意思讲到多少句话后该停顿下来，让翻译从容地翻译，翻译偶有忘记我提及的具体事物名称的时候，我及时插入提醒，她也很快跟进，两个人配合得相当默契。
那天来听讲的，有几个中国面孔的年轻人，抢坐在最前排，有的就逼近在讲台前，我注意到其中有的还端着没吃尽的饭盒，很感谢他们能忙中来听我演讲。
考虑到这是在费正清中心，听讲的以不懂中文的洋人居多，我就尽量以“讲给老美听”
的口气，并尽量简约地讲出自己的观点。
我告诉他们，我个人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其实重点是开放，中国必须也已经从封闭的状态中迅速走出，这就已经并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和西方在各方面的碰撞，中国人应该更多地了解西方，既摆脱夜郎自大也摆脱盲目自卑的情绪，西方人则必须更切实地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摆脱西方中心和歧视中国的观念。
我讲到自己在美国国内航班上一位邻座的美国人，很亲切地问我从哪里来，我让他猜，他望着我，可能觉得我一身不俗的休闲服，脖子上还有个玉质的挂件，还能略说几句英文，于是先猜我来自日本，我说“NO”
，又猜我来自高丽（韩国），接下去猜我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
听我连连说“NO”
，他最后猜我来自“福摩沙”
，我告诉他那个地方应该称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也不是那里来的，我来自北京。
“北京？”
他上下打量我，似乎不能相信。
这位美国人对我是友好的，但短短的接触问答里，反映出太多的问题。
主要就是对中国无知，特别是还不知道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我在结束演讲时表示，尽管目前中国在朝好处变化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好的情况发生，但我对自己祖国的前景，还是有信心的。
我讲完了，主持人就让听众提问。
她话音刚落，听众前排正中一位中国面孔的人士腾地站起来，非常激动地指着我鼻子谴责道：“刘心武，你今天的演讲太让我失望了！”
弄得我一愣。
他是谁？怎么以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
他旁边也是中国面孔的人士就郑重地告诉我，他是某某。
似乎我一听那大名，就该肃然起敬。
但我颇为迟钝，想了几秒钟，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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