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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讲了一些应当讲的真心话。
你问我：“所谓‘调子’是一种什么美学标准？”
老实说，就我这点水平，实在回答不出。
美学书中，似乎也没有“调子”
这样一种标准。
如果拿音调的高低当成“调子”
，那么五八年和“**”
时期，调子最高，可是，那种高调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六〇年的调整和七八年的调整，都讲求实事求是，调子都不高，可是它们都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因此，调子的高低，并不等于社会效果的好坏。
文学作品，也是如此。
大跃进民歌和样板戏，可谓调子高矣，然而无非是一些大话和假话。
文学作品，应当讲求社会效果，但怎样才算有社会效果呢？是像过去的奸臣一样，专门讲些假话，粉饰太平，就有社会效果呢？还是像过去的忠臣一样，讲一点真话，使人们警觉起来，感奋起来，因而“帮着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呢？我认为社会效果，应当是表现在后一点上面。
正因为这样，我们提倡现实主义，我们要求文艺立足现实，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从而帮助人们认清现实，共同前进！
你的《立体交叉桥》，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觉得好。
收到《读书》杂志，当中有一篇你的大作：《在“新、奇、怪”
面前》，我拜读了，觉得很好。
从这里，我认识到你对于你的创作，完全是自觉地有理论的认识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你能开掘到旁人所开掘不到的程度。
作为一个艺术家，热爱自己的艺术，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艺术一样来创造，这样，你不仅会攀登艺术的高峰，而且会找到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光明道路！
另邮奉上拙作两本：《德国古典美学》和《美和美的创造》，请指教。
尤其是《美和美的创造》一文，更希望能够听到你的意见。
如果你来上海，十分欢迎你到我家做客。
如果我到北京去，也一定来看你。
祝
撰安！
蒋孔阳
6月16日
不消说，接到这封信后，我就一直盼望能和蒋孔阳教授见面。
8
1982年年底蒋孔阳先生来北京开会，他预告我会议结束后会按我提供的地址来我家聚谈，我就痴痴地等着他。
我知道蒋先生是四川万县人（那时候重庆还没有脱离四川成为直辖市，现在万县划归重庆），我童年在重庆度过，说得一口重庆话，万县口音与重庆接近，我们用家乡话对谈，该是多么有趣啊！
但是他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
跑去问邻居刘再复，他也不得要领。
那时候不但绝无手机，就是私人座机也还很少，我家就没有安装上，打电话都是到楼下自行车存车棚设置的公用电话那里，而我又并不掌握蒋先生下榻的宾馆的电话，无法及时与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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