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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作品歌颂这种“兄弟情谊”
，从歌曲到舞台剧，从诗歌散文到报告文学，有的歌曲我现在还能随口哼出，现在却要去书写双方的浴血奋战，我觉得为难。
我这“活思想”
，在当时即使不算“反动”
，也是十足的“落后”
。
但是冯牧听了竟没有批评我。
由于冯牧的“庇护”
，后来宣布的上前线的作家名单里，就没有把我列上，因此我也就没有写过相关内容的作品。
冯牧仙去很久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感谢他对我的宽容。
但这件事情是否已令那时北京市文联的那位主要领导视为“前科”
呢？我不得而知。
不过他对我在报创作计划时竟然大模大样提出来不下厂不下乡也不下部队，而欲直奔花花绿绿的都市大商场，确实很劳了一番神。
好在那时王蒙不但兼着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也在北京市文联兼着领导职务，那位北京市文联的主要领导便就商于王蒙，说你看刘心武报的竟是到百货商场去体验生活，希望他也能劝我还是改换计划，去工农兵一线为好。
没想到王蒙的意见却是：城市市民生活也可以描写，百货商场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心武既然有这样打算，就让他去尝试吧。
这样我才拿到去往东四人民市场的介绍信，先由市场宣传科的人士接待，听取宏观介绍，再经他们牵线，结识了几位售货员、仓储员、司机，蒙他们不弃，得以逐步进入他们的家庭、邻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资源。
在这个过程里，我跟宗璞大姐讲出我的初步构思，并告诉她已经开笔，所以她在来信里问：“写得顺手吗？”
我那时开写的，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
我那时就问宗璞大姐：你构思的长篇小说是什么呢？何时开笔？她笑说并非专业作家，毋庸报什么创作计划。
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语文学室的，她说室主任朱虹十分开明，允许她私下将小说创作当作主业。
那时朱虹分配给她的任务是研究澳大利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怀特。
她当然也就读了不少怀特的作品。
那时我来不及读怀特小说的中译本，就问大姐怀特究竟写得如何？大姐道，自然是有特点的，获奖非侥幸，但是，说到这里大姐笑了笑，告诉我说：“我没法子翻译，因为我总想给他改！”
就是说，以英语写作而论，大姐私下觉得怀特的文字可商榷处甚多。
一个自己能创作的人士，去翻译她觉得文字并非完善的作家的作品，翻译者的主观意识跟原著者的文学思龃龉，你说怎么翻译得下去？后来大姐就连研究怀特的论文也未能交卷。
但是大姐的小说创作却不断地开花结果，此外还有篇什甚丰的童话散文发表。
大姐这封信里勖勉我“知人心，写人心”
，在我创作《钟鼓楼》的过程里，成为我的座右铭。
《钟鼓楼》里出场人物甚多，我每刻画一个，就努力去进入其“心思”
。
小说接近完成时，已经是1984年春天。
那时候我曾供职过的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曾提供条件，让我到青岛参加一个与海军部队创作组联办的笔会，对《钟鼓楼》进行最后的润色，至今我还怀念着那些时日和所结识的海军作家，美好记忆，如不落的彩霞。
但是在从青岛返回北京的路途中，负责那一年《十月》稿件终审的副主编张兴春告诉我，由于前几期的稿子已经排满，又由于我的《钟鼓楼》太长（约28万字），因此，他只能跨年度安排，即1984年第6期刊出前一半，1985年第1期刊出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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