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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承认“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
，在他的素材积累里，纯净的生命与混浊的生命具有同等的认识价值，而对后一种生命的探究，其实更是文学家不争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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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犁留下的作品中，写于1950年1月的《秋千》似乎很少有人注意。
他写的是农村工作组负责划成分的过程里，一个叫大绢的女孩子，她本来是跟一群贫下中农的姑娘共同成长的，小说里特别有意味地写到她们一起到集上卖线，要求买方要么照单全收要么一份别买，卖出好价钱后，她们买一色的红布做棉裤，“好像穿制服一样”
，在上冬学时，她们挤坐到一条长板凳上，“使得那条板凳不得安闲，一会儿翘起这头，一会儿翘起那头，她们却哧哧地笑。”
但是，大绢却突然遭遇到了生命中的重大危机。
有一个男青年刘二壮，并非出于私愤，而是根据当时公布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切割线，向工作组告发，指称大绢的爷爷曾开买卖，雇工剥削。
那时政策的切割刀锋，从时间段上规定在“事变前三年到六年”
，就是说，倘若在1931年至1937年间，大绢家有那种情况，她家的成分就要划为富农或地主，她也就成了阶级敌人的后代。
听到揭发的工作组李同志，觉得坐在她面前的大绢立刻发生了变化：“好像有两盏灯刹地熄灭了，好像在天空流走了两颗星星”
，大绢“连头发根都涨红了”
。
几天后李同志再见到大绢，“好像比平时矮了一头，浑身满脸要哭的样子”
。
其实，就算大绢的爷爷剥削过人，大绢也应无罪。
但是，在那样的时空里，一个小生命的悲欢，就深重地系于他或她家里长辈的成分，他或她若家里成分不好，则构成其不可逭逃的“原罪”
，必定备尝歧视艰辛，若苟活下来，要等至1978年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才能终于被赦免，小说里的大绢到1980年的时候，应该是四十五岁左右。
小说里的工作组工作是认真细致的，划定阶级成分，别的先不说，事关大绢这样的活泼泼的个体生命的生死歌哭，岂能草草了事？经过调查研究，也允许大绢自辩，“工作组学习了1933年两个文件，读了任弼时同志的报告”
，我虽然已经是个年届七十的读者了，却对“1933年两个文件”
和“任弼时同志的报告”
梦梦然，不过却从作者的笔触里能够意会到，那应该是共产党文件里和共产党领导人里，所制定的比较具有弹性的政策与比较柔和的声音。
工作组采信了关于大绢爷爷在“事变”
前就家道败落，而且“事变”
中更遭日寇纵火沦为赤贫的说法，弹性处理，使大绢家的成分“软着陆”
，没有划到剥削阶级一边，大绢因此也就仍能和那群贫农姑娘一起嬉戏。
孙犁在小说结尾安排了大绢和喜格儿等“阶级姐妹”
一起**秋千的情节。
“她们争先跳上去，弓着腰用力一蹦，几下就能和大横梁取个平齐，在天空的红色云彩下面，两条红裤子翻上飞下，秋千吱呀作响，她们嬉笑着送走晚饭前这一刻时光。”
对比于产生于同时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所着意刻画的贫农斗争地主时，一片将其打死的怒吼那样的描写——那更是真实的——孙犁的这个短篇非常怪异。
他偏来写另类的真实。
他写到临界切割中最平凡最渺小的生命的悲欢。
重读这个作品，不禁悬想，小说里的人物，那以后又会遭遇到什么呢？那个李同志，也许十几年后会被扣上“走资派”
的帽子惨遭批斗，而包庇大绢家使其成为“漏网地主”
可能就是其罪状之一，大绢呢，则很可能不得不在社会秋千的大摆**中延续她的惊恐与企盼……不过这些想象都可以推翻，有一桩事实却是无法抹去的，就是写出这篇作品的十七年之后，孙犁本人被指斥为“修正主义分子”
而被批斗。
孙犁了不起。
他置身在红色的时空里，他对红色是真诚皈依的，却始终在红浪里保持着一颗富有柔情的心。
他知道社会变革往往无法避免对人群的切割，不是这一方按这样的标准下刀，就是那一方按那样的标准用刃，而处在临界位置附近的生命，对他们的“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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