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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的同时，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成就显著，中国公民素质不断提高。
上述成就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3.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政治就是关于重要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活动。
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与它所处环境中的其他系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政治系统可以通过互动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政治变革的过程就是利益调整、价值或者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
与其他人类活动相比，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具有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四个显著特征。
我国当代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要把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之一。
社会公平是协调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准则，是一个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它意味着社会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平等而合理的分配。
社会正义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是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弱者的扶助和关怀，对于缓和社会矛盾起着重要作用。
政治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为维护特定利益关系，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实现而建立的政治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意识。
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
4.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国家能力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有效统治国家、治理社会，实现统治阶级意志、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目标的能量和力量。
当前，负责社会风险处理的行政机构之间分割严重、难以协调行动，加上部门利益保护倾向严重，很难完全达到控制风险所需要的协同作战和信息共享要求，国家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也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社会风险管理系统和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尚不完备，因而，从国家能力角度看，化解社会风险的能力亟待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社会逐步发展起来，并正在对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较大的影响。
但是，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仍显得滞后，社会领域的利益协调机制缺乏，不能充分发挥公民自我防护和自我组织的作用，在化解社会风险方面能力明显不足。
5.增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
在社会风险严重累积的形势下，增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对于适时化解社会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强调综合协调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保险机制、家庭及民间互助机构在处置社会风险与实现社会稳定上的重要作用。
增强风险的吸纳和分散能力，既要注重强化并发挥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的支柱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各种传统的非正规制度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重视家庭保障、民间互助援助、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稳定和化解社会风险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和调动传统文化心理、习俗的社会风险自控机制的潜在价值。
当前，政府应改变“包揽一切”
的做法，适当合理地向社会“分权”
或“还权”
于社会，应特别强调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
惟有综合发挥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才能更有效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并适时化解社会风险。
6.加强国际安全合作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开始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风险具有明显的跨国性、全球性和关联性。
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注重不断提高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利益的能力，加强科技与品牌的自主创新，防止西方国家向我国转嫁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
同时，要通过广泛的国际安全合作来应对和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为国际安全合作尽到自己的责任，遏制社会风险的全球性蔓延，也便于化解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安全挑战，使我国尽可能少地受到国际风险蔓延的威胁，有效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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