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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群间的社会差别相当大，种族之间的隔离和仇视有增无减。
因此，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将族群问题当作贫困问题的核心矛盾，一系列的发展战略也是以族群问题为中心而制定。
虽然在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政策有所不同，但是对族群问题的关注却是贯穿其中。
1971～1990年这段时间施行的新经济政策着重在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意图通过对土著利益的保护消弭族群隔阂，消除贫困。
在1990年之后，国家发展政策替代了新经济政策，修改了贫困标准，将“核心贫困”
家庭作为反贫困的重点，同时更加重视土著的就业问题，通过强调土著参与现代经济部门来增加个人收入，并且保护私人产权。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想有效地反贫困，就要先确定贫困标准，只有拥有真正合理的贫困测量标准，才能找到贫困中的“最贫困”
人群，专门制定适合该人群的专项计划与项目，这样必将能大大提高反贫困的效率，集中力量消灭“核心贫困”
，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最弱势的群体，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怪圈。
印度与中国的情况在很多方面比较相似，同为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国，分别是世界上第一、第二大人口国家，现在又都是面临着经济发展和反贫困问题的发展中国家。
印度的反贫困政策一定会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自印度独立之后，如何缩小经济水平差距，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成为历届印度政府的难题。
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在每一个“五年计划”
中都有所突出和体现。
“土地改革”
和“绿色革命”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广大贫苦民众的粮食问题，饥民危机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除了直接向穷人提供基本消费品和医疗卫生等服务（公营分配制度）以及开展“就业计划”
，印度还有一个特色组织，起到了十分有力的反贫作用。
在独立前的印度农村，绝大部分农村信贷都是高利贷。
虽然独立后的农村信用社有了很大发展，农民依然很难得到资金支持。
为了解决这个“瓶颈”
难题，基于民间一直存在的“轮流存贷协会”
以及寺庙基金等小额信贷的传统形式，印度政府发展了“农村妇女自助团体”
。
该组织在印度发展势头良好，为许多贫困家庭提供了资金支持。
正因为这一创新组织在反贫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大力推广，许多非政府组织也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这使我们认识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创建成本最低的路径来建立。
比如印度的农村妇女自治团体就是仿照了传统的轮流存贷协会的方式来运作，并且在相互十分熟悉的小团体中开展，大大减少了其中监督管理的成本，提高了资金利用的效率，为需要资金发展生产的家庭解决了一大难题。
正是因为该组织运作方式成熟、资金管理模式高效，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都各自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反贫困应该综合各方面的力量与资源，创造性地改造利用已有组织与制度资源，才能发展适应实际情况的新组织，有效地发展经济，缓解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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