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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姣笑了一下。
在这些工人安置的方式上，她其实考虑过三种方案。
其中一种是公私合作，像摩星岭那样，政府拨地、做基础配套，私人企业出资盖楼、负责管理，共同解决安置问题。
但这条路她很快否了。
原因很简单：控制权不在她手里，公私合作意味著她要跟多个政府部门反覆磋商，任何一个部门的反对都可能让整个方案搁浅。
二是资產权属不明，地是政府的，楼是她出钱盖的，將来想改用途、想融资，处处受制；责任还扯不清，工人一闹，政府推给她，她能推给政府吗？所以最后背锅的还是她。
何况这种模式只是权宜之计，政府后来主推徙置大厦，小规模合作很快被边缘化。
她投进去的钱，搞不好就打了水漂。
谈判成本也太高，码头上的工人等不了那么多轮会议。
第二种方案，是她自己掏腰包，用现金补偿、搬迁费等方式一家一家跟居民谈判，让他们自己搬走。
优点是快，乾净。
钱到位，人走地空，不用等政府开会。
她一个人说了算，没有產权纠纷。
缺点是其中一户不搬，整片地动不了，而且补偿標准不统一，价码会被互相抬上去，成本不可控，法律上也有隱患，签了字也可能被反悔。
最关键的是，钱花出去就没了，留不下任何可以增值的资產。
与前两种方案相比，工人房屋政策才是她真正想走的路。
政府按市价三分之一批地，她独资盖楼，全权管理。
不跟多个部门扯皮，不用挨家挨户谈判。
盖好的楼，產权清晰，可抵押、可收租，將来还能修契改用途，完全变成她的私人资產。
政府不花一分钱就能稳住棚户区，她投出去的钱变成了资產。
这条路也有劣势，审批流程长，还不好审批下来。
但长不是问题，她手里有码头上的几百户工人，有今天拦车闹事的报纸，这些工人就是她最好的筹码。
她不是一个人在等结果，是整个码头的几千人都在替她催。
“焦署长，我跟您说实话。
码头上那些人，安置是必须的，拖不下去。
但我不想给政府添负担。
我自己出钱，自己盖楼，自己管理，不需要政府拨一分钱的安置款。
政府只需要批一块地给我，按工人房屋政策来办就行。
地价按市价的三分之一算，我照付。”
林姣看对方並不反感，继续解释道：“焦署长，我算过一笔帐。
如果政府自己来安置这几百户人，批地盖楼，钱都要从公共基础建设中出来。
现在资源这么紧张，排队的人那么多，码头上这些人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他们等不及了，闹起来，政府又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按。
按住了还好，按不住上了报纸，传到伦敦去，对谁都不好。”
焦署长也知道这些人得安置，棚户区在那里扎了几十年，不是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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