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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像黄浦江上不知不觉涨起的潮水，来得很快，无声无息，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也无法抗拒的时代力量，漫过堤岸，改变了一切熟悉的轮廓。
1958年的春天，空气里开始越来越浓地漂浮着一些崭新的、亢奋的、带着灼热温度的词语，“□□”
、“超英赶美”
、“人民公社好”
、“放卫星”
……它们出现在街头巷尾新刷的、鲜红刺目的标语上，出现在学校突然增多的大会激昂的演讲里，也出现在父母下班后关起门来、却依然隐约可闻的、更加严肃疲惫的低沉交谈中。
“形势”
、“影响”
、“干部要带头”
、“艰苦朴素”
、“这房子是暂住的，要注意”
……这些零碎的词句，像不祥的预兆，敲打着西贝日益敏感的神经。
不久，一个周末的早晨，阳光很好，王阿姨却红着眼眶，默默收拾好了自己那个小小的、洗得发白的蓝布包袱。
她走到正在阳台发呆看着兔子的西贝面前，蹲下身，让自己与西贝的视线齐平。
她用那双因长期劳作而粗糙、却总是温暖柔软的手，轻轻摸了摸西贝渐渐长长、却因为营养不良而依旧枯黄稀疏的头发，声音哽咽，带着浓重的鼻音，用生硬的、努力想表达清楚的、夹杂着沪语的普通话说：“囡囡，阿姨……要走了。
单位有新规定，阿姨不能继续做了……侬自家，以后要当心，要乖……要好好的，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啊？”
西贝呆呆地看着她，看着这个在上海给予自己最初、也是唯一温和接纳的人，看着她眼里真切的不舍与无奈，心里那点可怜的、自来到上海后仅存的、来自外人的、不带任何审视与要求的温软与善意，仿佛也随着这个小小的蓝布包袱，被轻轻抽走了，留下一片更空旷的冰凉。
她张了张嘴，喉咙像被棉花堵住，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觉得心里那个才因为小院和兔子微微软下去一点点的角落，又“咔哒”
一声，重重地关上了，变得比之前更硬、更冷，也更空了。
他们搬出了这幢有着彩色玻璃窗和高高天花板、让她始终感到无比空旷疏离的小楼。
新家，是父亲单位在徐汇区边缘、一个叫“田林”
的地方新建的职工家属大院。
新家在一栋崭新的红砖楼的三楼，是标准的“两室户”
，有独立的、虽然狭小却功能齐全的厨房和卫生间，不用再几家合用灶披间，免去许多尴尬与纷争。
最让西贝在茫然中感到一丝意外慰藉的，是那个拐角的大阳台，水泥抹的，宽敞，朝南，上午下午都能毫无遮挡地晒到满满的、慷慨的太阳，光秃秃的地面上，仿佛能嗅到阳光烘焙后干燥温暖的气味。
父亲站在空荡荡的阳台上，望着远处尚是荒地的田野，说了句：“这里，可以种点东西。”
田林，在1958年的上海版图上，还是一片充满野性生机和荒凉气息的所在。
出家属院不高的围墙不远，便是大片的荒地、零星的菜畦、纵横交错的、被脚踩得发亮的田埂和星罗棋布、长着芦苇的水塘。
野草在春夏长得能没过孩子的腰，在风里掀起绿色的波浪，发出沙沙的、寂寞而自由的喧嚣；麻雀和各种不知名的鸟儿成群结队，呼啦啦地掠过开始泛绿或变得金黄的旷野天空，像一片片移动的云。
这片尚未被城市规整的柏油马路和钢筋水泥完全驯服的土地，似乎意外地契合了父亲西林身上某种沉淀已久的、属于军人的、棱角分明的坚硬气息。
他有一支按规定保管、擦拭得锃亮、泛着蓝黑色幽光的步枪。
当1958年的阳光开始变得有些燠热，或者秋高气爽的周末早晨，如果天气晴好，也没有突如其来的会议或学习，他会从锁着的抽屉里取出那支步枪，仔细地、近乎虔诚地擦拭每一个部件，直到它们散发出冷冽的金属光泽。
然后，他会对早已眼巴巴围在身旁、屏息期待的孩子们一挥手，脸上露出一种罕见的、褪去平日严肃沉闷的、带着干脆豪气的简短笑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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