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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替崇祯帝背“黑锅”
，最终被剁成一堆肉酱。
虽然对袁崇焕家属的处理“皇恩浩荡”
，但毕竟还是吃力不讨好。
袁崇焕死后，这种不明不白的事，很长时间再无官员肯干了，尽管后来皇太极又多次向明朝表示，“如天朝许款情愿休兵”
，甚至找大凌河战役中被俘的监军兵备道张春，让其为后金上表明朝请求议和，但明廷既没出现秦桧，也没出现袁崇焕。
可当秦桧的，其实还有一个人：兵部尚书熊明遇。
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他授意宣府巡抚沈棨、总兵董继舒，在张家口与后金官员“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
，达成局部和解协议。
但是，尝试失败了，崇祯帝心中始终有个“尧舜”
的结，只要不是山穷水尽，他都不肯做有失面子的事。
崇祯十一年（1638年），阁臣、兵部尚书杨嗣昌，也是与崇祯关系密切的重臣，又授意辽东巡抚方一藻尝试议和。
杨嗣昌长期主导国内的平叛工作，深知同时开辟国际、国内两个战场的不可为，竭力主张与清议和，但崇祯皇帝予以“切责”
，谈好的条款无人签字。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锦之战败局已定，崇祯帝紧急召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让其见机行事，重启议和。
陈新甲委派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携带崇祯皇帝敕书，前往沈阳。
国内的局势，已迫使崇祯帝将更大的精力转移到与清的议和上。
据《明史》《清太宗实录》，议和期间崇祯帝“以议和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
。
五月，马绍愉率领的上百人议和使团，在沈阳与清方谈判。
此时明清之间的实力对比已大非往昔，境内“盗贼蜂起”
、中原势如瓦解的局面也为清方洞悉，这正是勒索的大好时机。
清方本欲让明朝“纳贡称臣”
，经过艰难的谈判，最后达成以“两国”
相称，“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明）界，以塔山为我国（清）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
互市，当然是清国的“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换明朝的“金万两、银百万两”
。
代价当然大，但与明朝的江山以及无法承受的军费相比，也算是毛毛雨了。
得到密报的陈新甲、崇祯对这个结果显然比较得意。
一旦清军的威胁解除，最有战斗力的明军腾出手来，农民军将面临灭顶之灾。
因为高兴，陈新甲估计酒喝得太多，马绍愉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被他随手扔在了桌子上。
不巧的是手下人做事太负责，误以为桌子上的密函是份《塘报》，需要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
崇祯帝进行的议和行为，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仅有几个人知晓这一核心机密，没有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共识，更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基本的舆论氛围都没有。
历史上，主持议和者无不背恶名，陈新甲的议和，自然又被斥为“顿忘国贼”
“损威辱国”
。
面对群臣哗然，陈新甲一点也不紧张，因为他底气十足。
在一些场合，陈新甲更是自诩其功，吹嘘自己办了一件皇帝想办而终于办成了的事。
崇祯皇帝的底细，被暴露给了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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