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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观点。
他们也理解不了未来进入资本注意社会后，科技进步、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世界。
所以桑弘羊等人说到底，也确实是在变着法儿分蛋糕，没有做蛋糕。
古代华夏改革派当中，在这个问题上最能打的，应该算是王安石了。
至少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比张居正都更能打，他是试图从根子上论证“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和发展的”
。
只可惜他的论证尝试依然不够严密，加上他用人方面有问题，用的都是吕惠卿之流的卑鄙小人，最后双方沦入“为了反对而反对”
的意气之争。
不过，千古汉人儒家士大夫都回答不了的根本性难题，对于诸葛瑾来说，却不算什么。
对于一个有现代经济学常识的人，要想论证“管理和统筹，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让生产力总规模变大”
，这可比古人容易得多。
谁让古代执政者数学都太差呢。
诸葛瑾甚至都不用讲大道理，他可以直接用胡人最熟悉、最心服口服的角度，抠细节算账。
只听他先谈笑风生地抛出一问：“你既是楼班部使者，又懂边市榷商，想必会算些账也懂些牛羊畜牧我今日不讲大道理，便以牛羊畜牧举例，你们总能听懂吧”
那些胡人使者都是一愣，他们见惯了汉人士大夫动辄讲大道理，搞道德说教，却是第一次听说有汉人高官跟他们算账、谈养牛养羊的。
这事儿胡人可比汉人更熟，那是赖以为生的老本行了。
当下众人自然是纷纷响应，表示诸侯若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出一番让人信服的道理，他们将来自然是无有不允，绝对合作。
既然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诸葛瑾就非常接地气的跟那个乌苏算起账来：“好，我且问你，在你们草原上，一头养到成年发卖的牛，能割出多少肉来”
乌苏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成年壮牛，约有六七百斤肉，便是极多了，公母之间，或许还有百余斤差异。”
他说的当然都是汉斤，折合后世的度量衡也就是三百多斤肉。
古代的牛多是为了耕地的，并非专门养育来吃肉，所以肌肉占体重的比例远不如后世的菜牛。
诸葛瑾又问：“那一只成年的肥羊呢要几只羊才能抵得一头壮牛的肉”
乌苏又应声答道：“羊比牛肥些，七八只活羊才抵得一头活牛的重量。
但是羊的肉多，五六只羊便抵得一头牛的肉。”
诸葛瑾：“那如果比吃草的‘转化效率’，五六只羊一天要吃多少草一头牛每天又要吃多少草只是为了吃肉，养羊划算还是养牛划算”
这个问题，乌苏稍微想了想：“若只是为了吃肉，养羊自然比养牛划算得多。
一头牛吃的干草，至少抵得四五只羊，但牛长得慢。
羊半年便可吃，就算养到肥壮，也不用一年，牛却需要数年。”
而下面的其他胡人使者，也都稍微过脑子想了想，才算过账来。
主要是汉朝时胡人的畜牧还太粗放，基本上除了冬天迫不得已非得给牛羊吃点干草的情况以外，其他时候他们都是放任牛羊在草原上自己啃的。
乌桓人对于牛羊的食量统计很粗放，大部分牧民也没有数学常识去算账规划。
冬天需要多少干草才能过冬，也都是凭经验随便毛估估一个数字，如果割少了最后牛羊大批冻死饿死都是常事。
说到底，还是全民数学基础都太差。
哪怕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明知道有些东西算错了会有重大损失，但算不明白就是算不明白。
这也说明数学这东西，愤怒是完全于事无补的。
别说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做不出数学题，哪怕做不出的下场是饿死，该算不出还是算不出。
这些使者已经相对算是胡人里识文断字的，比普通牧民数学水平不知高了多少，才能勉强跟上提问。
诸葛瑾却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继续高强度追问：“既然如此，为了满足部民口腹之需，为何不多养羊呢还要养那么多牛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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