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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深吸一口气，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用调节方法干预癌前状态，目标是预防而非治疗；患者年轻，没有晚期癌症患者的紧迫性，但要求更高，不仅要有效，还要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
不过这种疾病的确非常适合将k疗法从肿瘤往外拓展，因为它目前处于肿瘤和非肿瘤的中间状态，如果能够成功，将成为将k疗法向非肿瘤领域推进的铺垫。
“我需要和团队讨论，”
杨平说，“这是一个完美的验证案例，如果调节真的能预防癌症发生，那将比治疗已形成的癌症意义更大，也进一步验证我的假说是正确的。”
“我三天后带她来南都，”
曼因斯坦说，“她的名字叫艾琳娜·沃尔科娃，俄裔德国人。
顺便说一句，她同时也是分子生物学博士，研究方向就是细胞命运决定，所以她完全理解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电话挂断后，杨平在办公室静坐了十分钟。
然后他打开《黄帝内经》，翻到《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两千年前的文字，此刻读来字字千钧，里面透出的理论是如此先进，与他发现的假说不谋而合。
当天，杨平将自己团队成员召集起来。
杨平简要介绍艾琳娜的病情：27岁，sh2突变，多发腺瘤，拒绝预防性手术，要求尝试系统调节的k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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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开门见山：“是否对这位尚未患癌的林奇综合征携带者使用基于调节理论的干预方案，目标是预防癌症发生？”
“标准治疗是手术，”
宋子墨首先发言，“她拒绝标准治疗，选择实验性干预，这在伦理上是允许的吗？”
唐顺思考片刻说：“前提是：第一，她完全知情同意，理解标准治疗的利弊和实验性干预的风险；第二，实验性干预有合理的科学依据，不是盲目尝试；第三，她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或信息不对称而做出选择。
从现有材料看，她符合这些条件，她是生物学博士，自己做了深入研究。”
“但我们需要设计全新的k因子用于预防，我们从未研究过这种疾病的k疗法，也没有设计这种k因子的经验，”
陆小路担忧，“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问题，即使设计出k因子，剂量怎么定？疗程多久？副作用未知，如果干预无效，她在此期间发生癌变怎么办？”
“这正是挑战所在，”
唐顺也担心，“我们需要利用教授的假说来设计全新的方案，最大的问题我的理论暂时定义为假说，尽管这个假说已经在几种肿瘤治疗得到充分验证。”
杨平调出数据模型：“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我们已经积累肿瘤方面的数据，现在不过是将它应用于癌前病变，根据艾琳娜的ti表达谱，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温和调节方案’，使用最低有效剂量的ti调节剂，辅以微环境调节和代谢调节。
目标是降低系统紊乱度，而不是清除已存在的病变细胞。”
“如何评估效果？”
宋子墨问，“肿瘤治疗的评估标准是缩小或消失，预防的评估标准是什么？”
杨平在白板上写下：预防性调节的评估维度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稳定性指标：ti表达波动性降低，身份相关基因表达谱趋于正常。
病理逆转指标：腺瘤数量减少或消退，萎缩性胃炎改善。
突变累积速率：循环肿瘤dna中突变丰度增长放缓。
生活质量指标：无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维持正常工作生活。
长期终点：延迟或避免癌症发生“这需要长期随访，”
唐顺说，“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艾琳娜愿意。”
杨平展示她的邮件。
陆小路提出问题：“如果方案失败，她发生癌变，我们是否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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