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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算来，三年之间就要相差一个望朔月还要多。
古人通过经验总结，逐渐发现安插闰月的方法。
如果三年安插一个闰月，就会出现阴历时间比阳历时间少几日；如果八年安插三个闰月的话，又会出现阴历时间比阳历时间又多了几日，总之是不很准确。
经过人们长年累月的积累，终于发现了在19太阴年中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这样就与阳历19年的日子几乎相等。
根据《左传》中记载，鲁国进行了两次冬至日的测定，分别是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二月己丑两次。
这两次冬至日相隔了133年，从此就可以推算出春秋时期的鲁国就开始采用了19个太阴年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来设定历法。
虽然春秋时期，我国还没有制定出规则变化的历法，但“四分历”
的出现足以显示春秋时期人们的高超智慧，而“四分历”
采用的这种19太阴年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也一直在后世延续，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重要结晶。
正如孔子所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
的时代。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土地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伴随而来的是礼制的衰落和郡县制的兴起。
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剧变。
私学兴起、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形成了历史上“百家争鸣”
的局面。
“百家争鸣”
使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派思想家就“礼治”
和“法治”
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主要代表。
孔子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代表，他主张礼刑并用，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挽救和维护传统的“礼治”
。
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宽猛相济、一张一弛”
。
《论语·颜渊》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子为证，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这一番对话包含了孔子对消灭犯罪与刑法的大胆设想。
这一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子产、邓析等人。
不同于儒家的保守，法家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提出变革的主张，创立新的法令。
作为法家的先驱，管仲等人主张“以法治国”
，强调法律的规范性、公平性、公开性等，这一主张对后来法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法律思想的不断发展，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变革。
春秋初期，西周的法律一直被各诸侯国沿用，各国皆采取习惯法的形式，即使是有了新的法律形式如王命，也都是以不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尚且适用，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原有的法律体制就逐渐暴露出其不合理性。
为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到了春秋中晚期，各国开始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巨大转变，其中又以郑国的“铸刑书”
、邓析的“竹刑”
和晋国的“铸刑鼎”
活动最为突出。
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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