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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局，其实上官桀等人能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一者，他们手中没有实际的权力；二者，燕王虽然是武帝子嗣，但由他继承皇位则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天下都知晓，武帝遗诏，是立刘弗陵为帝；第三，则是御下不严，发动政变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他们却布置得一点也不严谨，到了事发之后，还不知道疏漏出在哪，而且没有任何可以抵挡一时的措施。
从此，霍光独大，权力的膨胀也刺激了野心的生长，霍光渐渐从一个“忠臣”
转变为一个“权臣”
。
从性质上说，霍光与上官桀、燕王旦等人的斗争，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也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
霍光等人，在武帝时期虽可以长期出入宫禁，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无论是实际的权力还是财富都难以和许多名门望族相提并论，他所代表着的，正是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
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受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压制，以上官桀、长公主和燕王旦等人为代表的势力集团，对于霍光辅佐的昭帝的不满，就显示了这种情况。
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上官桀、长公主和燕王旦的政变在无形之中被粉碎，也就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这就有利于抑制落后腐朽的势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前进。
此后，霍光权倾朝野，同时还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让其弟弟、儿子、女婿等人也纷纷担任要职，霍氏一门的势力达到高峰。
此时此刻，昭帝才只有十四岁，后人评价说：“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弘羊、上官桀。
高祖、文、景俱不如也。”
眼见昭帝如此大才，霍光心中也暗自想到，这昭帝将来如果不出意外，必然能够成为一代明君。
因此，霍光决意，一心辅佐昭帝，在他的辅佐下，昭帝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者，霍光看到，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四处封禅，造成了国力的严重损耗，农民负担沉重，大量破产，使得国内矛盾不断激化。
于是，霍光建议昭帝，多次下令减轻人民负担，裁汰冗员，减轻赋税，与民休息。
二者，则是对匈奴的战和关系，昭帝继位之前，霍光就对武帝穷兵黩武的做法心怀不满，只是那时候霍光实力太小，不敢表露心迹。
如今，霍光大权独揽，遂和昭帝商议，一改过去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另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乌桓等，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也有助于皇朝内部政治体系的稳定和专制权力的巩固。
三者，则是主要在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在上官桀等人未被诛除之前，霍光与他们便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分歧，那就是关于盐铁是否进行专卖。
武帝时期，就实行盐铁专卖，引起天下议论，所以到了昭帝继位不久，霍光便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
，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
桓宽所编著的《盐铁论》一书对于此次关乎汉朝经济政策的讨论，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
其实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推行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当时武帝正全力反击匈奴，国家财政陷于空虚之境，此等政策乃广开财源、增加赋税收入的临时政策。
但是武帝没有预料到，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随着国家体系的延伸和战争的迁延，政策施行的结果逐渐违背了武帝的初衷，中小地主的利益深受损害，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之手。
于是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
，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
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
的局面，大官僚大地主财富愈积愈多，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却日趋贫困。
因此，早在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依此要求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
为了给盐铁会议的召开做准备，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闰十二月，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察举贤良，访问民间疾苦，搜集事关盐铁政策的材料证据。
经过争论，昭帝下诏依然保留盐铁专卖，但取消了酒的专卖。
后来又逐步废除了盐铁官营、均输等政策，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整了阶级关系，最终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总体而言，这三项措施的严格施行，使得武帝后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大的方面所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国力得到增强，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
班固在《汉书》中也评价道：“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愎文、景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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