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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在西周诸侯国遗址中，燕国都城琉璃河遗址（位于今北京房山）墓葬的殉人比例很高。
1970年代，对琉璃河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这里的西周早期墓葬分为周和商两个区：周人墓葬在京广铁路以东的II墓区，共16座，没有殉人；殷商遗民墓葬在京广铁路以西的I墓区，共18座，殉12人，其中，五座各殉一人，三座各殉二人，一座车马坑殉一人。
经鉴定，这些殉人都是未成年人。
到西周中后期，该墓区已经没有殉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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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琉璃河墓葬的殉人数量比起殷商时代已经少了很多，但在已发现的西周诸侯国中还是比较高的，原因何在？这首先涉及本地原有的风俗习惯。
琉璃河遗址有夯土城墙的残留，墙基宽约10米（已被西周初期墓葬破坏），说明在召公家族被分封到燕国之前，本地已经存在规模较大的城邑和政权。
虽然目前的考古尚未发现古城时期的聚落和墓葬，但根据稍早一些的北京昌平张营遗址，夏代后期和商代前期的张营居民中还流行着食人习俗，说明北京-燕国范围曾经存在比较残酷的文化形态，而且很可能和殷商文化之间有密切关系，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这种文化和商代后期乃至周初的历史如何衔接，但它很可能延续到了新兴的燕国。
周初的封国中，燕国最为僻远，周王朝的影响力在这里已经比较弱，所以当时人殉行为还比较突出，但大的趋势仍是殷商遗民被周文化改造，所以并非殷商遗民墓区都会有殉人，琉璃河墓区的界限和铁路也不完全重合。
比如，1983年在铁路东侧发掘的一片墓区，共发现西周时期的墓121座，有大中小各级墓葬，还有殉多组车马的坑，很多伴有殉狗，但都没有殉人。
4该墓区可能属于某些较早接受周人理念的商人族群，但因出土铜器的族徽不太统一，数量也不多，难以判断这支商人的来历。
再来看关中地区。
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内的西周初期“弓鱼”
国墓地，已发掘出数座规格较高的大墓，其中三座有殉人，都是用一名侍妾随葬男性墓主，侍妾还有自己的小棺椁和部分随葬品：竹园沟的M3和M7都是只殉葬了一名侍妾；茹家庄的Ml则殉人较多，不仅墓主和侍妾都有双层棺椁，还发现殉葬者骨架七具，有四具装在木匣（棺）中，此外，墓道口上层还有一具被肢解的青年女性尸骨。
该墓地的部分随葬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汉中特征，说明“弓鱼”
家族应该出自汉中，可能是在周文王时期作为周人的同盟部族迁入关中的。
从商代到西周前期，汉中一直有较强的独立性，王朝很难掌控，再加上这种盟友身份，看来周族在一开始也是只好对它的人殉习俗持容忍态度。
不过进入西周中期后，这里的墓葬就不再有殉人习俗。
在关中盆地西北缘的甘肃灵台县白草坡遗址，有一处西周初期的“漂伯”
墓地，其中，M2填土中埋有殉人一名、殉狗二只，随葬青铜器有铭文“亚夫”
，明显是商式青铜器;M3亦有殉人一名、殉狗一只。
由此，这个“漂伯”
可能是被周人册封和迁徙到关中的殷商部族。
而在关中盆地东北缘的陕西省泾阳县高家堡，也有一处西周初期的“戈”
氏贵族墓区，其中两座墓内亦各有一名殉人，且“戈”
氏族徽也曾在殷墟出现，说明他们也是被周人强制迁徙到关中的殷商遗民。
白草坡的漂伯墓区和高家堡的戈氏墓区的文化层堆积都不厚，也没有发现成规模的城邑和居住区遗址，看来这里原本比较荒凉，只是到了西周初期才有一些殷商贵族移民携带着祖传青铜器突然迁来，甚至还有一些部族成员和奴婢，但家境已经远不如商朝时期。
特别是戈氏族墓地，随葬的都是最必要且使用过的青铜器，缺少玉器等奢侈品，成套器物还被分别葬入了不同的坟墓，显然已属家道中落，只是又要努力维持着体面而已。
漂伯和戈氏墓区的存在时间不长，可能后来他们又迁走了，原有的人殉风俗也就在颠沛中和周人的压力下逐渐失传。
在各诸侯国中，作为商朝嫡传后裔的宋国比较特殊。
在宋国都城商丘以南数十公里的鹿邑县太清宫镇，有一座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随葬铜器铭文有“长子口”
字样，墓主是一名六十岁左右男性，棺木下方有腰坑，内殉一狗一人，殉人是一名四十多岁的男性；此外，南墓道杀祭一人，墓室内南部殉八人，东、西二层台和东、西棺椁之间各殉一人，能辨认性别的有二男四女，都是青壮年。
5殷墟中期花园庄东M54的墓主是“亚长”
，这位“长子口”
可能就是他的后裔。
6该墓人殉规模较大，不过，宋国的殉人墓迄今还只发现这一座。
作为商人的方国遗存，今山东滕州的前掌大遗址比较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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