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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
（第223页）“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
……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第15页）“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
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
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
"
（第484页）“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第542页）“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
"
（第573页）
李硕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与古文献和甲金文字一样，已达娴熟的程度，注释与用图，都颇为讲究。
说到这书的专业靠谱，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关于人祭风俗退出历史记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逐渐、自然退场的。
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已很少了。
代表著作是著名学者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该书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
但李硕告诉你，“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
。
（第1页）
对二里头遗址浮选碳化粮食颗粒的统计，稻米“意外”
的多，近50%，而一般认为，华北地区的农作物应当是以旱作的粟（小米）为主的，故主持这项研究工作的植物考古学家也认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浮选结果中属于异常现象”
，推测除自我种植外，还可能是从外地进贡而来的。
我们对此不置可否，李硕则穷追不舍，他指出了其中的一个bug（缺陷），就是植物考古学家在给出浮选结果时没有称重的报告。
而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量差异很大，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应当统计的是重量而非粒数。
他进而引进了农学上统计不同作物颗粒重量的术语——“千粒重”
（在学界，这个概念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出且未引起重视），指出二里头出土的稻米重量应是粟米的四倍，如是，稻米折合重量占比可达84.5%，水稻也就绝对是二里头人的主粮了。
不能不说这一观点是持之有据的。
在此基础上，他又推论道，“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萧条‘中，新著-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
（第42页），这当然可备一说。
你看，他钻进去了，绝不外行。
此外，他还常常点出传世文献中某些叙述属于后人的附会。
譬如，“西周之后，人们还创造了那些更古老的半神帝王的‘创世纪‘，比如黄帝和炎帝，嫁接和混淆了很多周族早期传说，造成了很多混乱。”
（第287页）“到春秋，后人又创造出了更古老的、《诗经》里没有的尧和舜，于是，后稷的经历再被翻新，增添了更显赫的内容……以现代学术标准看，《尚书》中那些最古老的篇章，如尧、舜、禹及夏朝，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到了商朝才开始有一些可信的内容，如《盘庚》（第304页）“赐弓矢和斧钺并授予征伐之权的做法，并不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更像是西周以来分封制度的规则，甚至是春秋时期周王室对齐桓公和晋文公等‘霸主’的授权。
……这种春秋时人的观念传到战国和秦汉以后，成为书写文王和商纣故事的母题。
"
（第436—437页）针对《史记?殷本纪》中周昌请求纣王不再使用“炮烙之刑”
，“纣乃许之”
的记载，李硕的评价是：“这实乃后世的一种道德叙事，并不符合当时的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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