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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期和四期，铸铜作坊更加繁荣。
此外，临近宫南路又出现了一座绿松石加工作坊。
在二里头，铜器、铸铜产业经常和绿松石饰物相伴，说明人们对铜矿极为重视，开采铜矿的副产品，自然也要物尽其用。
除了青铜冶铸技术，二里头人还创作了一套有礼仪色彩的酒器，如三足的爵、大口束腰的触、三袋足的鼻和益等。
这套酒器被商、周继承，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器物。
不过，在青铜技术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些酒器都是陶制的。
新碧-二里头人普遍嗜酒，喜欢制造专门储酒、温酒、斟酒的器皿，哪怕是寒酸的小墓，也常有陶制酒器。
看来，他们粮食充足，普通人也有余粮来酿酒。
新著阶段已经有了陶盂和陶瓢。
到二里头一期，则出现了最早的陶爵，高约20厘米，三条短足，一只宽带状的耳（扳手），口部向两端外翘，形成“流”
和“尾”
，腹部和耳上有带状纹饰。
爵的造型繁复，且颇为沉重，用它的“流”
对着嘴饮用并不舒适。
后世人已经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使用，有人猜测它是调酒的器具。
还有上大下小、呈喇叭口状的陶辄，它的具体用途也很难判断。
也许张大的口部有“醒酒”
作用。
无论如何，这些复杂、成套的酒具代表着隆重的仪式感，说明酒不仅是饮料，还是社交礼仪活动的重要内容。
到二里头后期，青铜铸造技术突飞猛进，随葬品中出现了多件铸铜的爵、孟、肇、鼎，主要是用作酒器，造型模仿陶器，用于彰显主人尊贵的身份，可以称为“铜礼器”
。
比起之前的小刀、铜铃之类的小件，铜礼器体型变大（一般高
新磬出土的陶蚕和陶觎：陶孟有三只袋足，适合烧煮加热，但细小的“壶嘴”
显然不适合煮粥，如果只为烧开水，它的复杂造型又有点多余，所以有学者推测它是用来温酒的，酒才当得起如此重视
二里头一期出土的爵（左）和觎，出自M54：在流行上千年之后，酒爵逐渐退场，但它被引申出了“爵位”
之意，代表世袭的高贵身份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约有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
其中青铜容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除一件鼎外，主要为仿造陶器制作而成的酒器。
二里头文化开始的青铜容器的铸造，需要由多块内、外范拼合铸出整器，显示出原创性与独特性。
这种合范铸造技术的出现在中国金属冶铸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26
20厘米以上），造型复杂，需要多块陶范拼接铸造。
基本都没有纹饰，器壁很薄，厚度只有1—2毫米，可见当时铜料很珍贵，即使统治者也承担不起厚重的铜器。
在三四期阶段，还出现了全新的铜兵器，如铜钺和铜戈。
铜钺的造型可能是从玉石钺来的，但铜戈比较特殊，此前很少有类似戈的石器，属于古代中国比较独特的兵器。
中国的铜蕴藏量不太丰富，铜器成本较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对二里头普通民众来说，使用最多的还是石器和骨器。
石器可能是在洛河中采集砾石敲打制造的。
到后来的商朝、西周以至春秋，最基本的农具还是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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