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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诗人屈原罗列各种古史传说，写成长诗《天问》，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质问：“师望在肆，（周）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
翻译成白话是，吕尚在屠肆里挥刀宰杀，周昌是怎么认识他的？听到他的声音又为何欢喜？3
在人类的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往往和贱民身份相联系。
结合吕尚的羌人出身，他可能本是羌人吕氏部落的首领之子，年轻时被俘获而作为人牲献给商朝（或许是青年周昌的战果）。
但被送到殷都后，又由于某些偶然原因，吕尚侥幸逃脱了被献祭的命运，并被某个从事屠宰业的贱民族群接纳，然后娶妻生子。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后人的名字有明显的商人特征。
在《天问》里，吕尚是在一家个体经营的肉铺（肆）工作，但这是屈原根据战国社会情境的想象，商代殷都的屠宰场还不是这样。
殷都屠宰场的贱民
1986年，考古队在殷墟花园庄南地发掘出一个巨大的废弃骨料坑（H27），由此可一窥殷都屠夫们的生活。
4H27在宫殿区西南方500米处，椭圆形，长约40米，最深处4米，由于部分被现代民房压住，故而无法发掘，估计总面积为550平方米。
坑内堆积的骨头约有30万块，绝大多数是牛骨，其余是猪骨、狗骨、鹿骨及人骨。
骨头都是零碎的，没有利用价值的头骨、脊椎骨和盆骨较多，适合加工成骨器的肢骨和肋骨很少。
骨坑很大，表层有十几条车辙印，宽度在10—15厘米之间，有一对平行的双轮车辙，轮距1.5米，可能是一辆双辕牛车留下的，其余车辙都不平行，说明是独轮车。
看来，当时的人应该是用手推车和畜力撤倾倒废骨的。
发掘者推测，大骨坑附近应当有一座屠宰场，剔出的骨头被分拣后，有用的送到骨器作坊，没用的则填埋到大坑里。
从坑内的陶片形制推断，倾倒骨头的时间跨殷墟三期和四期，大约从武乙到文丁、帝乙（纣王的父亲）的数十年时间。
当然，这不代表到纣王时屠宰场就停工了，而只是说这座骨坑已被填满。
但因骨坑紧挨着今花园庄村，目前还无法继续探测屠宰场的位置。
在殷墟曾发掘多座骨器作坊遗址和废骨坑，但花园庄南的H27是规模最大的，而且，它距离商王宫殿区很近，很可能是商代后期祭祀牛牲的屠宰地点。
在甲骨卜辞的记载中，用于献祭的牛和人的数量级大体相当，此外，还有猪、狗和羊。
商王陵墓区东侧发掘出两千多座密密麻麻的祭祀坑，埋葬人牲超过万人，但埋葬整牛或其他家畜的坑却远没有这么多，这和甲骨卜辞完全对不上。
那么，这些被献祭的牲畜都去了哪里？
一种可能是，祭祀仪式后，多数献祭用的牛、羊和猪等家畜会被参加者吃掉，而用于献祭的人牲则多数不会被吃掉，所以会形成王陵区的大量人祭坑。
另一种可能是，献祭人牲和家畜的场所不一样。
人牲会被押送到王陵区祭祀场处死、填埋，而多数以牛为代表的家畜则是在王宫区附近杀死献祭，然后是盛大的宴会。
当然，这不代表没有人牲被吃掉，比如，不仅王陵区祭祀坑中有少数被肢解的人骨，H27废骨坑中也有些零星散碎的人骨，但总体而言，其数量还是要远远低于牛碎骨。
祭品是献给鬼神的食品，活人也可以参与分享，这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习惯，直到周代依旧通行。
《仪礼》记载了周代的几种祭礼程序，都是先用食物祭祖（供奉给扮演祖先的人），然后由仪式参与者分食。
也就是说，分享祭肉是当时公认的礼仪。
春秋中后期，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时，就曾因“（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
且“郊，又不致腾俎（祭肉）于大夫”
愤而辞职。
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商王为何要频繁地举行杀牲祭祀了，这不仅是向诸神和列祖列宗贡献餐食，也是满足王族成员酒肉之欲的盛大宴会。
从武丁朝的甲骨卜辞可见，商王动辄举行数十甚至上百头牛的大祭祀。
而《史记》记载的商纣王的荒淫无度和酒池肉林（“以酒为池，悬肉为林”
），其实正是典型的商王祭祀场面，并不专属于纣王。
花园庄的这个王室大屠宰场周边，应该生活着一个贱民村落，村民可能世代要为屠场提供劳役。
一方面，大骨坑中有丢弃的生活垃圾，如石斧、收割用石刀、打鱼的陶网坠和纺线的陶纺轮等，说明他们还有农业和渔业劳作。
另一方面，坑里出土的农具数量不多，可能居民的部分食物来自屠宰场的下脚料，或用粗加工的骨头与外面交换。
大骨坑旁边有十余座墓葬，都是小型墓，随葬品较少，五座有腰坑殉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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