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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明晰。
相比之下，夏-二里头与后面的商、周王朝一脉相承，没有断档。
商人征服二里头-夏，接受整个夏朝遗产的过程，在考古成果里表现得很清晰。
在二里头之前，大型城邑（古国）已经有过若干座，狭义文明标准的第一项要素已经有了，但不够稳定。
二里头的创新是第二项，也就是青铜冶铸技术，有了它，大型城邑（古国）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让第一项要素真正确立，并继续发展出第三项——文字。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
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发展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镁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
这是“文明”
或者“复杂社会”
维持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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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
当良渚、陶寺和石郎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
二里头以往的一千多年里，从长江中游、江浙到华北，众多古国兴起又解体。
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入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
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其统治。
三期之初建设的宫城城墙，保卫的只是居住在宫殿区的上层人群，而非整个二里头古城。
显然，这是二里头内部阶级矛盾的产物。
二期显贵墓葬中没有兵器，显示阶级矛盾还不激烈；三期墓葬却多次发现铜戈和铜钺，说明上层社会武装程度明显提高，及时发展了镇压底层社会的能力。
显贵的武装优势也是各种宏大工程的保证。
三期聚落面积并没有比二期明显扩大，表明人口没有明显增长，但宫墙却在此期完工，多座殿堂也升级换代，青铜冶铸区显著扩大。
显然，这是对民众控制力强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统治者索取的贡赋和劳役更多了。
在这些物质基础上，二里头才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夏王朝。
石器时代古国繁荣难以超过二百年的周期律，就这样被二里头的青铜兵器破解了。
有限人祭与二元制社会
在龙山时代的华北，人祭和人奠基现象比较普遍。
这种风俗也延续到了二里头，不过从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二里头的人祭行为并不算太泛滥：
一，各期的墓葬没有发现殉葬人，也没有事后祭祀和埋入人牲的现象。
和墓地有关的遗迹，只有94H3灰沟有人祭遗存。
二，宫殿区建筑没有发现人奠基，只在D1庭院内发现了五具献祭尸骨。
三，铸铜作坊F9有用于奠基和献祭的十多具尸骨，旁边的祭祀坑H99也有两具。
从时间上，铸铜作坊的人祭行为出现得更早（二期），宫殿的人祭行为属于步其后尘。
二里头-夏朝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古国，且稳定地存续了近四百年，而在其中心都邑只发现上述人祭现象，可以说数量是很少的。
此外，二里头遗址整体保存情况比较好，在夏朝覆亡之后，这里一直没出现过城市，也没有大的河流改道和人为盗掘，遗址很少遭到后期破坏。
考虑到上述因素，可以说，二里头一夏朝的民间虽存在人祭风俗，但尚未建立以人祭为基础的“国家宗教”
，王室统治者的人祭数量并不比民间更多。
纵向对比，二里头的人祭规模和陶寺古国比较相似，和石明、清凉寺、王城岗则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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