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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民众散发稻种，在低洼多水的地方种植：
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大禹推广稻作在其他古书中都没有相关记载，但在《史记》中却出现过两次。
这应当不是司马迁的笔误，而且，在新碧和二里头考古中也都得到了验证。
在有关大禹的传说中，治水的背景是大洪水泛滥，所以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的华北曾出现过一些古国，但在4000年前陷入萧条，原因就是那场传说的大洪水。
但这个观点很难成立，因为在新石器时代，华北以粟、黍等旱作农业为主，基本不需要人工灌溉，从而聚落也就可以远离河谷低地。
龙山时代最显赫的古国，如山西陶寺、清凉寺和陕西石郎，都坐落在山前和梁郎地带，比临近的河谷高出数十米，不太会遭受洪水威胁。
总之，它们的衰落可能各有原因，但不会是因为洪水。
传说是经过诸多流变、改造的历史记忆，其最初的“内核”
会被层层包裹，甚至改头换面，难以识别。
但参照考古成果，我们还是能发现“大禹治水”
的最初内核：一场龙山末期部分古人改造湿地、开发平原的活动。
这涉及上古和后世地理环境的区别，需要多解释一下。
从历史时期直到现在，江河下游的平原地带都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如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
但上古的石器时代则截然相反，在没有人为筑堤干预的情况下，江河在平地上容易呈漫流状态，而湿地沼泽并不适合农业。
《尚书?禹贡》这样描写黄河下游的景观：“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这里的“九河”
不是确切数字，是泛称，指下游黄河形成多条扇状分岔，泛滥成为广阔湿地，与海滩相连。
这是上古时代未经治理的下游平原面貌，而内陆的平原地区，其环境也与此类似。
比如，关中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有大量和水有关的元素，捕鱼的鱼钩、网坠，用蚌壳制作的各种工具，乃至陶器上画有大量鱼类图案等。
这些遗址大都分布在台地，远离湿地水滨，看来古人也会到湿地中渔猎。
而在华北地区龙山时代的遗址中，普遍有少量稻谷，虽然占比很小，但说明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尝试利用湿地边缘种植水稻。
新智-二里头人则走得更远，他们已把水稻作为主粮，而这就需要开发湿地，排干沼泽，将其改造成拥有灌排水系统的稻田。
简而言之，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萧条”
中，新碧-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
这在文献中也能找到一些旁证。
战国的孟子这样描述大禹的治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
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范，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
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从孟子的描述看，禹的治水工作就是排干和改造湿地。
这其实是新石器晚期以来几乎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比如，古罗马城是在公元前6世纪王政时期的排干沼泽工程中初步建成的，甚至直到工业时代初期，巴黎的凡尔赛宫，乃至整座圣彼得堡市，也都是排干沼泽后营建出来的。
进入现代社会，平原地区的人口最密集，产业也最集中，但这已经不是石器时代的本来面貌，而是后来人工改造地理的产物。
新碧-二里头人可谓这个变化的先行者。
当然，改造湿地、扩大稻田的工作并非新碧-二里头人的首创，南方稻作的良渚和石家河古国都曾经有过这种工程，比二里头要早一千年甚至更多，但都还没形成持续的效果就先后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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