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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内有大量家畜骨头和人骨混在一起，还有灰烬和烧土块。
所以，它们也可能是祭祀坑，但发掘报告中的信息较少，难以确证。
H8更特殊，是一座连体大灰坑。
它不是窖穴改建的，而是先挖了一座专用垃圾坑乙（长2.6米，宽2.3米，深1.1米），当快被填满时，又紧挨着它挖了一座更大更深的垃圾坑甲（长3.7米，宽2.9米，最深处有2.4米），最后，甲坑也被填满。
甲乙两坑内埋有各种生活垃圾，还有“许多人骨和牛、狗、猪等动物骨骼混杂在一起”
。
和其他灰坑不同的是：一，这两座灰坑不止底层有人骨，而是各层都有，说明杀人行为伴随着垃圾坑的使用全程；二，人骨都是零碎的，且和其他家畜骨骼混杂在一起，应该是吃完以后被遗弃的特征。
或许H8周边的人家有吃人肉的习惯，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否则难以形成这种遍布垃圾坑的人骨堆积。
但另一方面，往H8里倾倒垃圾的，应该不仅有贵族肉食者，还有本地土著居民，因为坑中还出土有石刀、石镰、石凿以及本地传统的花边口沿陶罐。
这个居住区共发掘三期灰坑19座，有人骨的只有上述四座，并不占多数。
这说明商人统治者的杀人行为还是有所区别，嗜杀和吃人肉的应该只属于少数人，或者特定场合。
崇侯的青铜产业
建立崇国，是商朝向西扩张的保障，由此，武丁先后灭亡羌人周族和分封商人周国。
但武丁去世后，周原的商人侯国未能保住。
在武丁王的儿子祖庚或祖甲时期，一片关于“周”
的甲骨卜辞中又出现了
“崇侯”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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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磨损过于严重，难以判断商王到底让他们做什么。
从时间看，祖庚和祖甲时期，商朝势力衰退，商人的周侯正遭受土著的威胁，为此，商朝很可能要调动周边诸侯救援。
但此举无效，土著势力又淹没了关中西部。
商人的周国灭亡后，老牛坡对于商朝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功能布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殷墟前期的大型夯土建筑被废弃，改建为冶炼铸造区；崇侯的新宫殿区可能移到了遗址西北侧，也就是考古划出的第四发掘区。
目前，这个区的发掘还比较少。
到殷墟末期（老牛坡四期），崇国更加繁荣，青铜产业的规模也更大了：有很多冶铜的炼渣堆积，填满了一条至少长18米，最深处可达2米的土沟。
距离铜矿渣不远的山坡上，有四期铸铜作坊的垃圾堆积，里面埋有很多熔铜陶缸碎片和残陶范。
与二期那种铸造小件铜器以及可以多次使用的双面陶范不同，四期的陶范多用来铸造相对较大的器物，且只能一次性使用。
目前发现的铸范可以制造各种容器和兵器，如鬲、戈、钺、皮角上缀的圆铜泡，还有类似面具的所谓牛面和人面形饰，但尺寸略小，不适合戴在脸上，可能是系在皮质头盔的额顶部位，起威吓敌军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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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牛坡二期的冶铸设施分离、规模很小，到四期的冶铸一体、规模增大，意味着权力结构已经发生重组：原来分散且互不统属的商人据点，以及基于自然资源和商业交换的产业布局，被整合到更大的政权体系中，形成了方国政治体。
怀珍坊相对偏僻、封闭，而老牛坡更接近关中盆地中心，控扼渭河南岸的交通干道。
因此，把铜的冶铸设施集中到老牛坡，更便于军事防御，避免被对手分割击破。
虽然铜矿石的运输里程要多20公里，但冶铜和铸铜两道工序却可以无缝衔接，免去了再次熔化铜锭的成本。
虽然尚未发现殷商晚期的宫殿区，但从铸铜业的兴盛程度看，这一时期肯定有更大的核心建筑群，甚至还可能有夯土城墙。
后来的周人史诗说，攻打崇国时，他们面对的就是牢固的城墙，正所谓“崇墉信信”
。
M
崇国商人的墓葬还使用大量殉人，等级稍高的殉人数量更是要十人左右，比多数商人侯国和据点都要“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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