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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上，这被称为“腰坑殉狗”
。
此外，在墓室和墓穴填土内也会埋入狗。
二，有些墓主头朝北方。
商朝远方城邑的墓葬，墓主往往头朝商都方向，比如，石家庄台西遗址（头朝南方）和陕西老牛坡遗址（头朝东北方）都指向商朝后期的殷都。
关于盘龙城统治者的族属特征，墓葬提供了很多信息。
在已发掘墓葬中，李家嘴PLZM2的规格最高，和城墙建成时间接近，随葬了
李家嘴PLZM2椁板的夔龙饕餐纹在泥土上留下的印痕
较多青铜器，还有三名殉人，其中一名是儿童。
这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商式墓葬，有腰坑殉狗，二层台放置随葬品和殉人，甚至棺椁木板上雕刻了经典的商式饕餐纹。
和盘龙城同期的郑州、偃师商城均尚未发现高级的墓葬，很难和盘龙城进行对比，但殷墟时代的商人贵族墓葬很明显和盘龙城有相同的渊源，所以盘龙城的统治者肯定属于商王朝上层。
李家嘴PLZM2随葬了50件铜器，主要是成套的各类铜礼器；兵器则有铜钺两件，铜矛和铜戈各一件，长30厘米左右的铜刀四把；玉器，除了装饰品，还有玉戈四件。
这位墓主应该来自负责兴建城池和宫殿的统治家族。
此外，盘龙城还有些中小型商式墓葬。
这些墓主应该属于同一商人部族，整体迁徙到盘龙城，并在此建立了一个繁荣的远方侯国。
盘龙城商人墓中随葬兵器的种类和数量都不少，除了常见的戈和镁，还发现了两把“铜钩刀”
，刃长约40厘米，刀背有几个穿孔，方便固定在长木柄上。
这是较早的一种砍刀，到殷墟时期，刀身进化得更宽，被称为“卷头大刀”
。
盘龙城出土的部分铜兵器，上为铜戈，中为铜镀，下为铜钩刀，三者比例不同。
青铜“马面”
，可能是皮质头盔上的装饰。
盘龙城没有发现马车和马骨，当时的商人还没有养马和马车技术。
不嗜血的商人
虽然有种种证据证实盘龙城的商文化特征，但它和商王朝的差异之处也不容忽视，尤其是，这里没有杀人祭祀行为：城内和城外都没有发现人祭坑，城墙和宫殿区也没有发现“人奠基”
。
在中原地区的商代遗址中，人祭、人奠基、制骨作坊批量加工人骨、任意杀人行为和灰坑中的遗弃尸骨都很常见；但在盘龙城，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些迹象。
盘龙城唯一保留的人祭特征是使用殉人，比如，前述李家嘴PLZM2墓中有三名殉人，稍后发掘的杨家嘴M14和杨家湾M13（两座中型墓葬）各有一名殉人。
目前，盘龙城已经发掘了30多座墓葬，殉人比例并不算低。
盘龙城的统治者是商人，也是青铜冶铸行业的经营者，这两种身份和人祭宗教有着密切联系，但为何和中原相比，他们变得更和平了（虽然还有人殉）？
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受水土条件制约较大，稻作聚落往往在小流域内密集分布，而不同的小流域之间往往距离较远，所以稻作聚落呈“大分散，小聚居”
模式；而华北主要是旱作农业，受地形影响小，聚落分布不太集中。
这种人口分布对商人统治者有直接影响。
在繁荣的盘龙城小流域中，这些外来统治者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必须顾及本地土著的感受，否则，一旦周边土著同时揭竿而起，他们根本无法抵抗——这里离商王朝已经太遥远，难以获得王朝的军事支持。
由此，他们就不可能像北方的边防城邑的统治者那样，对周边居民残暴而恣意（如后面即将登场的藁城台西和西安老牛坡），而只能放弃过于暴力的宗教祭祀和统治方式，尽量避免激起土著族群的反抗。
从盘龙城土著的立场看，他们之所以接受这些外来者的统治，除了青铜兵器的威慑力，更重要的应该还是青铜产业带来的利益。
外来的商人有青铜冶铸技术，但他们的人数并不足以在新环境中搭建起整个产业，所以从一开始就需要与当地人合作，建立从找矿、采购、运输矿石、冶炼、铸造直到外销的整条产业链。
这意味着本地人也能从新产业中获利，商人和土著可以合作共赢。
盘龙城古国应该一直建立在这种产业合作的基础上。
在当时族邦林立的大环境下，盘龙城人不得不重视武备，从夯土城池到频频出土的各种青铜兵器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青铜产业的运营又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不管是外来商裔与土著居民的合作，还是和周边族群的商业交换（购入铜、锡、铅矿石，出售铜锭和铜器），盘龙城人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盘龙城内外没有发现乱葬尸坑以及带伤或被肢解的零碎人骨，就是明显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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