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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体面、够炫、显摆、欲望、癖好”
。
但是资本的本性，总是希望人们的生活态度，变得被消费所驾驭，而不是自身反过来驾驭消费，所以资本总是会不断推动消费主义的升级，去放大人们的消费欲望。
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完全的坏事，因为消费主义升级，确实可能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激励商品的创新发展。
但显然不能是毫无约束，更进一步地说，约束是主要的，放松管制才是偶尔的。
所以在现在的社会系统中，“限广告”
和“纯化度管理”
都是比较重要的，广告一般就仅限于商业和购物系统，而不能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一个人平时的生活，追剧、读书、旅游、娱乐，运动，无论干什么，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都是商业广告和产品推广，这样的社会环境，当然是过于商业化了，必须整顿调整，这就是“纯化度管理”
，过多的广告就是一种污染，不能让其渗透全部生活。
如果让赵云腾现在来观察，他可以发现，新时空与旧时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例如旧时空民众在网上消费追剧，广告是多到让人厌烦的，因为平台赚的主要就是广告费，同时利用廉价的会员费乃至“免费”
，来吸引观众。
但在新时空，广告直接被禁止了，平台的收入，基本就是播剧中，民众的点映收入，点映的费用，是经过物价监管部门审核批准的。
所以新时空的点映，是个简单的流程——民众按审核价格，在线上点映视频节目，无论是电影、电视剧，或者其它视频，不牵涉广告或者其它五花八门的推广销售。
当然，由于新时空中国远比原时空富裕的缘故，平台缺乏广告费收入，并没有弱化其收益的能力——毕竟中国拥有庞大的具备充分消费力的国民群体，任何一个有所作为的平台，都可以轻松做到原时空10倍以上的观众规模。
如果让赵云腾个人，来持中而论，他恐怕也无法明确判断两种模式中，哪一种更好，新时空这样的放弃广告收入，来纯化消费主义，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比较愚蠢的，放弃了明显的商业收益，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嘛。
但也有很多人支持这种做法，因为过多的消费主义，确实会影响到民众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物欲掩盖了精神的需求嘛。
不管怎么样，现在中央有关部委对消费主义发展的限制就是：当人们想要消费或者购物的时候，他们只要行动，就可以充分地看到广告和宣传，从而享受消费，得到充分的选择权；但人们在从事其它工作或者其它活动的时候，需要尽量屏蔽一切的商业宣传，使得工作和活动能够被“纯化”
，避免商业广告的污染，让工作和活动，聚焦于本来的目标上。
这和资本主义世界，完全不一样；甚至和李思华与赵云腾，他们在原时空的互联网时代的体验，也不一样。
因为在原时空，无论是中国还是资本主义世界例如美国，互联网平台存在最大的收入来源，其实就是广告费。
例如美国的脸书（后来改名叫META）就是如此，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等也是这样，更不用说那些媒体化的平台，例如头条等，更是依靠广告费的收入。
这些平台，发展到后期，收入才变得逐步的多元化，但广告费仍然占据他们整个收入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部分。
正因为如此，在原时空的互联网时代，商业消费主义，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疯狂的商业广告推广，配套大数据个人消费画像和精准推广等科技手段，使得每个人都处在重重叠叠的明暗商业广告的覆盖之下，被消费主义所掩埋。
新时空则想避免这种场景，把购物和消费以外的时空，还给纯化的工作、活动和生活。
能够这么做，是因为新时空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基本都是混合体制的平台，国家能够影响和控制，并在前期提供充分的资本渡过“亏损期”
。
新时空的中国，现在有23亿国民，人均收入已经超过原时空同期的10多倍，这使得每个互联网平台，只要达成足够的规模，可以依靠不需要广告费收入的模式，生存和发展。
中央能够在非购物和消费的互联网平台“去广告和纯化”
，就是得益于这样的现实。
总之消费时看得到广告，不消费时就屏蔽广告，这就是新时代的政策导向。
这种导向正引导着一些科技的发展，例如未来实现智能化屏蔽所有商业广告，只要人工智能能够给出指令。
不过总归还是双向发展的好，中央能够主导根本的纯化社会环境，而个人能够进一步进行选择，两者结合的效果，肯定会更好，如果有些人难以抵抗消费主义，那么一个纯化的环境，显然有利于他们其它方面的发展。
这就像是屏蔽电子游戏，有的人意志薄弱一些，无法自己决定不去玩电子游戏，那么如果能让其不能接触到电子游戏，自然就可以把他的精力，转向“正途”
。
这样的调整，除了制度上的设定，也需要科技的发展辅助，来协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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