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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越春秋》中：“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招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族，殊国异域土地里数。
使益疏而记之，命曰《山海经》。”
其后，东汉时期的王充、赵晔等也都在其著作中将《山海经》的作者定为伯益，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增删修改。
明代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奢侈大博级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花圃之寓言，以成此书”
。
清朝毕沅在总结前代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山经》是大禹、伯益创作，《海外经》、《海内经》为秦人所作，《大荒经》则在刘秀修订时产生。
进入二十世纪，又有学者提出《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邹衍；该学说发端于刘师培，他在《西汉今文学多采邹衍说考》中，根据《墨子》所记“神仙家言，亦以齐邦为盛”
推断，他主张《史记·大宛列传》与《山海经》并提的《禹本纪》“疑亦衍书”
。
另外《山海经》的作者还有学者认为是墨子的弟子随巢子。
?泛指说
现今，学术界的讨论的焦点是作者的北人与南人之争。
北人说中，主要有秦人创作说和中原洛阳人创作说。
顾颉刚在《禹贡全文注释》称，“《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
。
而郑德坤和日学者小川琢治则认为，《山经》中多对中原地区山川、矿产的记述，从而得出中原洛阳人创作的观点。
南人说中主要有巴、蜀人说，楚人说。
吕子方、蒙文通是巴、蜀人说的代表者。
吕子方以“大荒”
“海内”
多有记载巴、蜀之地的事迹为证据，提出巴、蜀人说。
而蒙文通则认为《海内经》四篇是古蜀国的作品，“大荒”
巴国作品、《五藏山经》和“海外”
四经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人的作品。
楚人说的代表袁珂先生认为书中所写神话故事与屈原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等关系密切，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语，如《海内经》中关于都广之野的记载，“播琴”
一词就是出自楚地，楚地的人称呼“播种”
为“播琴”
，另《西次三经》中“服之使人不厌”
一句中，厌俗称魇，是四川人说的发梦颠。
另书中对颛顼和黄帝的记叙极多，相传这被楚人供奉为祖先。
据其统计，全书记叙颛顼事迹的有17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1处、《大荒南经》2处、《大荒西经》6处、《大荒北经》5处、《海内经》2处，明确记叙黄帝事迹的有14处：《北次三经》1处、《海外西经》2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2处、《大荒西经》3处、《大荒北经》2处、《海内经》3处，书中称为帝而实际应指皇帝者9处：《西次三经》“是为帝之下都”
、“实为帝之平圃”
“帝乃戮之钟山之东”
，《中次三经》“实为帝之密都”
、《海外南经》“为帝司夜于此野”
、《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
、《海内西经》“帝乃梏之疏属之山”
、“帝之下都”
、《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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