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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那首诗剑拔弩张，是愤怒的产物。
他不大喜欢愤怒出诗人的说法。
后来，他为我的诗集《瘠地上的樱桃》写序言，干脆挑明了说“我历来不同意把诗变化成匕首和大炮。”
徐迟与我产生谈话的兴趣，是从《楚辞》开始。
，但对每句诗的细微之处，并没有像徐老这样探微索隐。
但是，正是这次谈话，却确定了我与徐迟的师生关系，他开始主动约我谈话了，并对我说：“我要花五年的时间，把你改造一下。
你现在虽然也在写作，写出的东西也能发表，但你不知道为何而写作，以及如何写作。”
徐老的话很严厉，但年轻气盛的我，还是诚惶诚恐地接受了。
这一来是因为他的盛名，二来通过两次谈话，他的深厚的西方文学修养已深深地把我折服。
他给我订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主要是外国文学。
他开了一个书单，大约有近百部西方名著。
打头的第一部，就是《荷马史诗》。
我告诉他，这书单中的许多书，我都已读过。
他听了很不高兴，责问“你都读懂了吗？”
他说着从书架上抽出已经发黄的旧版《荷马史诗》，翻出一段来要我看，是描写盾牌的，占了几个页码。
徐老说：“人家荷马可以把一个简单的盾牌写出两百多行诗来，而且一点也不枯燥，这种想象力你有吗？没有你就要学习，研究人家的想象力是怎样产生的，而且能够在作品中恰当地表现出来”
，这种责备对于我无啻于一记棒喝，并开始汗颜。
原来，我读过那么多作品，只是“看”
，而并没有“读”
，也就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来消遣，而没有以作家的眼光来研究。
从此，在徐老面前再也不敢随便说话，而是严格按他的要求读书。
从1982年至1986年，只要在武汉，我每星期必得两个半天到徐老家里，向他汇报读书心得，然后听取他的指教。
比之第一次躲在英山文化馆的书库里读书的那两年，这第二次的五年，我倒真读懂了许多作家的作品。
像雨果，徐迟让我非常认真地将他的《悲惨世界》、《笑面人》与《巴黎圣母院》各读两遍，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情节的设置、人物命运的纠葛、场景的合理运用、对话与叙述、隐性的主题与显性的故事等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与探讨。
1988年，在经过数年的学习后，我产生了强烈地创作小说的冲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徐老，他说“你可以试试”
。
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写出了第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酒色财气》，这本书尽管也出版了，但亳无影响，甚至我在给出版社看三校时，已自气馁，觉得没有出版的必要了。
书还是印了出来，徐老看过后说：“你这书没有写好，已不是文学的修养问题，而是你的生活不够丰富，你仿效雨果，但你没有经历雨果的坎坷与磨难，因此，你也不具备雨果式的忧患。”
怎样才能获得雨果式的忧患呢？徐老从要我读书发展到要我读人。
这一点倒真是难为了我，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在那以后的岁月中，上苍眷顾，让我得以有机会尝到过雨果式的曲折人生，并得以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读各式各样的人，分析研究这些人，并进而研究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
不知不觉地，雨果式的忧患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我的《张居正》，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
最后这一番话，表面上看与读书无关，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没有从漫长的阅读中，便我的思想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分析和判断现实中的人和事，我就有可能发生谬误。
至少，现在面对生活中众多的人与事，我知道哪些可以变成文学，哪些则不能。
2004．12．18匆草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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