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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戒奢之举，却应值得称道。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都懂得物力维艰，因此，大都能做到节俭。
朝廷的清廉之风，使供役的百姓大得实惠。
司马光有言：“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
皇帝不奢侈，朝廷的一切用度降到最低，则国可泰而民可安。
但随着太平日子的长久，继任的皇帝们渐渐淡化了以民为本的忧患意识，“饱暖思淫欲”
的享乐思想占据上风。
明代永乐皇帝始，享乐的社会风气即开始出现苗头，自仁宗皇帝开始，一百多年间，皇室与贵族集团的奢侈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奢侈的前提是要手中有钱，皇室为保持自己享乐的必需，只有加大赋税的征收，如此一来，百姓就不堪盘剥了。
到了嘉靖朝，明代已进入中叶，社会上到处弥漫着腐朽的风气。
为官者为满足一己之私，大都在‘食’、‘色’上做尽文章。
因此贪墨贿赂之风，在官场上大行期道。
当时，担任山西按察使的陕西耀州人乔世宁，在其所著的《丘隅意见》中沉痛地写道：
今天下之民贫极矣。
窃观民所由贫者，其因有五：水旱一也；遇盗贼者二也；赋役日渐繁重三也；官吏贪墨四也；风俗侈糜五也。
水旱，天也；遇盗贼，不可预谋也；赋役亦有不可已者；救时急务，惟惩贪禁奢而已。
奢侈之风起于京师，吏贪始于上官。
今戚里仿大内，大家仿戚里，众庶仿大家，习以成风，传式海内。
故京师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
自守令以上至于藩臬，又至于卿寺，皆递相贿赂，以求迁补。
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
故谚曰：“得诏书且挂壁”
。
其此之谓哉。
乔世宁的此一态度，是官场的不合谐音，但无疑是文官集团中难得的清醒者。
难得可贵的是，他把天下的奢侈之俗与贪墨之风，直接归咎于“大内”
与“上官”
，大内为皇帝居住之地，上官为皇帝亲近之臣。
他们奢侈的生活与贪墨的品质，直接导致了“天下之民贫极矣”
。
当皇帝清明的时候，大臣们不必说这种讥刺的话；当皇帝昏庸的时候，说这样的话，轻者辱身，重则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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