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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
1999年一整年，我写了第二稿。
写完后，我自己激动了。
再拿去给周百义和上述三人看了。
那个下岗工人看完之后最先把书交到我家，对我说：“下面怎么搞啊？”
我说“你看懂了？”
他答道：“这几过瘾啊！
怎么看不懂呢。”
那个官员对我说：“你这个官场写得精彩，而且准确。”
那个数学教授对我说：“你的第一稿，我得坐在书桌上看。
现在，我坐火车也可以看了。”
周百义则说：“你看这个封面怎么设计啊？”
第一卷出来之后，评论界也包括今天在座的昌切教授都给了我很高的鼓舞和激励。
为什么第一稿失败了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个问题，满脑子都在历史堆里打转转，却忽略了小说的特性。
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而还应该是小说。
认识了这个问题后，我的构思就大胆起来，行文也变得泼辣了。
第一稿38万字，我最终只用了2万字。
第二稿，也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我是一气呵成，但开头却让我颇费功夫。
小说开头非常重要，人家看了十几页，还没进入情节，就肯定不想往下看了。
有人对我说，150万字的长篇，你开头哪怕沉闷一点也是可以的。
我认为必须两千字之内，就让人感到好看。
再就是小说情节的设计，写张居正改革，到底是从他当上首辅写起，还是从次辅写起？
华中师范大学的吴量恺教授建议我从隆庆4年写起。
隆庆4年，张居正和高拱亲如兄弟，两人以怀柔政策共同处理蒙古王子的降汉事件。
这件事情，历史上的意义非常巨大，但如果将此事写在小说里是非常不好看的。
因为没有矛盾，没有冲突。
蒙古归顺也不构成矛盾。
历史学家根据这件事在历史上的分量、意义来定高下，是完全正确的。
但作家眼中的历史，却要看它有没有可能成为文学中的典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波澜壮阔的小说情节而启迪我们的读者。
所以，我认为历史学家和作家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方式来进入历史，侧重点不一样。
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从隆庆皇帝驾崩前3个月前写起，具体说，从隆庆皇帝闰二月十二日那天早上发疯开始。
但是，如果单写隆庆皇帝发疯，高拱与张居正两人分别琢磨，皇上发疯对他有什么影响？那么就是一个单线条。
单线条的小说不饱满，不厚重。
我因此加了一条重要的复线，写了广西剿匪的失利，主其事的两广总督为高拱的门生李延，而张居正全力推荐的人则是他的同年殷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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