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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以前是一种昂贵的消费品，因此实质上服务于精英阶级，即便犯点错，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影响，属于少数人内部被允许的自娱自乐；而现在电影是相对普遍的消费品，服务于大众，整点活能迅速全民皆知。
于是它需要被规范，它需要找到更大的公约数，下沉再下沉，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收紧——不仅仅是电影，这种逻辑能推广到你看到的大部分文化产品。
港地导演杜琪锋09年北上大陆，想拍摄一部反映大陆警方缉毒的片子，剧本写完后命名为《毒战》，最初的故事相当黑深残，杜琪锋喜欢，但知道上映不了。
剧中末尾，有一条死刑犯被注射死亡的镜头，三分多钟，演员古仔演的逼真至极，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声音弱下去、呼吸衰竭，直到失去生命特征。
全特写，没有遮掩。
确实是超过了尺度，艺术性高不等于适合在院线播放，所以剧本被打回来了。
导演杜琪锋比较拧，从业以来，他的拍片风格一直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即“黑色、暴力、动静、宿命、冷酷与浪漫的银河映像风格”
，给观众强烈的男性荷尔蒙爆发力，《黑社会》系列、《枪火》、《夺命金》……都是他的作品。
因此他不愿意妥协过多，他感觉自己可能无法在“商业和艺术上找到平衡”
，一度要放弃这个项目。
让事情峰回路转的是，剧方找到了内地部门合作，并且拍摄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结局，最终曲折的达到了妥协，《毒战》是一部很经典的片子，可能也是目前最不错的缉毒片，各方都在能够容忍的尺度下，奉献了自己最大的演出。
方沂比杜琪锋的条件要好得多，他有更多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渠道也愿意支持他。
《我来自未来》从拍摄伊始，存在多家重装备制造企业深度参与，当时也请了很多军史专家，从京城到东北都有事业单位合作，他打了声招呼，于是事情变成了像周伯通左右互搏一样的场面，不同的是有一只手要强得多，导致原先的修改建议本身被送回去修改一番，最终做出撤回的决定。
《我来自未来》能够按照原定档期上映了，只是要在电影海报中加上“儿童请在家长陪同下进行观影”
，这是个轻轻放过的惩罚。
但这值得注意，你不能每次都这么走上一遭。
须找到更合理的方法，也即这类大投资的电影，应该有稳定背景的合作方，避免在拿龙标的时候遇见麻烦。
他们做的事情，也可能给未来的同类电影蹚出一条道路，这是方沂现在的地位该做的，他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赚钱商人。
方沂回到了《流浪地球》影视基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郭凡，并通知随后共和时代要开一场小会。
“你是说我们要未雨绸缪，免得这个特效片也遇见这种情况？”
郭凡惊讶道。
“对，”
方沂说，“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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