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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听说过矿务局内有单位把自办的大集体企业转给私人经营，这不算什么稀罕事，就连一矿，也有领导在班子会议上隐晦提出将几家严重亏损的大集体扔出去。
毕竟这些大集体企业当初开办时是基于政治目的和社会效益，政治挂帅而不是经济挂帅。
在没有廉价易得的**乐的年代，社会上过多的待业青年不仅影响其家庭内部的和谐，而且会造成社会的不安稳。
因此，为了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国家广开就业渠道，其中就包括允许子女顶班。
但在独生子女政策还没有推行的年代，普通家庭的孩子数量经常是两个以上，上限不论。
而可以顶班的父母工作最多才两个，其余孩子依然没有工作。
而开办集体企业就成为了解决待业问题的重要办法。
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国企开办大集体企业，街道开办小集体企业，集体经济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
一般企业是确立经营方向和经营方式、并且开始盈利后，才按照需求招人，换句话来说，就是可着脑袋做帽子；
而集体企业却是先确定要解决多少就业，才去考虑要做什么
业务，帽子都做好了才去找脑袋。
这也就导致大集体企业在开办初期本身没有造血功能，需要依赖开办的国企来输血。
尽管有的厂办大集体在度过初期困难时期后，成功摆脱依赖，能够自负盈亏，循环造血。
但对于大多数集体企业来说，这根与国企相连的“脐带”
却是在三十年后都无法摆脱。
而国企也不得不背负起这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直到再也无法负担。
八十年代大量兴办的集体企业，直到三十年后，才在政府的主持下开启了一场厂办大集体改制，将这个生长在国企身上的巨型畸胎瘤彻底切除。
三十年，一代人的黄金期就这么过去了。
1984年的人们或许无法预料到集体企业改制这么久远的事情，但在当下，对于只出不进的集体企业，一些国企已经在想办法甩包袱了。
其中就包括了一矿。
巩副矿长虽然知道矿领导们有心效仿矿务局其他厂矿，把矿上开办的几家大集体都转给私人，但他不相信，或者说不远相信，会是贺明珠拿到了食堂。
他怀疑地看向贺明珠。
贺明珠说：“巩副矿长，您没必要这么看着我，虽然食堂是集体企业，但我可没占矿上的便宜。
换句话说，一矿才是占便宜的一方，可算是把包袱甩出去了，矿领导们不知道有多乐呵呢。”
巩副矿长问道：“你有什么证据？”
贺明珠干脆地说：“有合同，但不能给你看。”
巩副矿长下意识问道：“为什么不能给我看？里面内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贺明珠狡黠笑了。
“当然没有，我就是不乐意给你看，不行吗？”
听到贺明珠的话，旁边几个人不知谁没忍住，“噗嗤”
一声笑出了声。
巩副矿长气得脸都红了，指着贺明珠“你、你、你”
了半天，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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