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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指皇上号令天下的权力，而是指点江山的能力。
自秦自汉自唐，不要说燕云十六州，就是东北和内蒙，都一直是中国的版图。
可是唐末动荡期间，契丹人抢占这一大片国土另建一个辽国。
宋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兄弟二人都没有能力从契丹人手中收复失地，反而每年向辽朝纳贡。
此后，赵宋的皇帝们与契丹人时而开仗，时而议和，一直处于被动。
在开拓疆域与处理民族问题上，赵宋皇帝乏善可陈。
终宋一朝，惟有文学可以垂范后世，出了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
出现这等现象，与赵匡胤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有关。
这一点，赵匡胤比之唐太宗李世民，可就差得多了。
唐太宗不仅器重文人，更整饬武备。
文武并举，绝不会一手硬一手软。
所以，历史上才产生了盛唐气象，这至今仍令中华民族骄傲的大国典范。
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个开国皇帝的气度胸襟，便决定了他所开创的王朝的精神走向，如汉高祖刘邦，他吟过“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样雄奇的诗句，他呼唤猛士开疆拓土。
这种精神让后代皇帝所承继，到汉武帝而趋鼎盛。
赵宋皇帝重文没有错，抑武就大谬。
诗词歌赋可以陶冶性情，怡养心灵。
但对付契丹人和女真人这样的剽悍民族，一篇千古传颂的诗章还不如一根绊马索有用。
即便是文学，如果是大气磅礴的，积极健康的，提升国人斗志的，仍是培植国力的重要手段。
遗憾的是，北宋的文学，发展到徽宗、钦宗时期，已是生气消失，豪情不再了。
北宋的最后一位大诗人，是李清照。
她的词作典雅，婉约。
作为个体，李清照是优秀的、杰出的，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则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就变成了縻縻之音，噙着泪水吟咏“雁过也，最伤心。”
无限感伤地倾诉“人比黄花瘦”
，这种充满悲情的诗句之所以在当时受到热捧，乃是真实地反遇了徽钦二帝统治下的国民已丧失了雄健的气魄。
南渡之后，曾有智者痛定思痛，描述昔日汴京的臣民“黄髻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上有所倡，下有所随。
当踢球的高俅与卖笑的李师师都成为皇上的座上宾，骤登显贵之堂。
升斗小民除了艳羡，更会仿效。
于是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歌善舞，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从来都不想干戈之事，都以为战争绝不会发生。
待到金兵攻破汴京，可悲的国民们才惊醒，但为时已晚。
相比于徽、钦二帝与宋高宗赵构，大金国前期的皇帝们行事的风格就要明朗得多，也健康得多。
君臣之间，臣民之间，几乎没有尊卑等级，贵贱之分。
据史料记载，吴乞买虽然贵为“九五之尊”
，但仍然与百姓保持水融的关系。
他所住的“皇宫”
，也没有重门深禁，百姓家里杀了一只鸡，就会跑到“皇宫”
里喊他一道去分享，没有特殊情况，他都会欣然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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