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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嘎……可恶的支那猪！”
当《海参崴条约》的内容相对公开之后，日本人就忍不住肝火大作了。
原本算盘打得很好，先让白俄和中国人打得火热，然后再一旁杀出，不但实力不会受损，而且还能捞取更多的好处。
现在这样一来，不但坐山观虎斗的梦想成为泡影，便连继续进行战事都没有了合适的借口。
但是，英国怎么会放弃这么良好的机会而让中国独大呢？即便被迫签订条约的鄂木斯克政权，也对中国报以仇视的目光，巴不得有人前来牵制。
于是，原本师出无名的日本，接到了鄂木斯克政权的“邀请”
，让日本一同加入反赤的行列。
这样的决定，中国是铁定要反对的，但是，形势比人强，秦时竹清楚地知道，拒绝日本参与不但在实际上做不到，而且更容易导致危险——中国在远东攻城略地，日本在后院虎视眈眈，只有让渡一定的利益，消耗日本的潜力和野心，事情才能有所转机。
于是，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大旗下，鄂木斯克-北京-东京-伦敦这四个各怀心思的轴心开始建立起来了，而当务之急，则是迅速平定在俄国中枢地带的布尔什维克及其军队——红军。
布尔什维克党在未掌握国家政权时为了瓦解作为沙皇专制统治支柱的沙俄军队，在军队内部进行的宣传活动以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权威和军队的组织纪律制度为主要内容，革命后为了兑现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诺言又大量遣散旧军队。
面对白军的进攻，苏维埃政府掌握的军队数量严重不足，面对来自各个方向的围攻疲于应对、顾此失彼。
而且就是这些有限的军队，也因为军官的大量流失而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约束和指挥。
被留用的军官有相当部分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甚至隐藏了大量的破坏分子。
那些忠心于新政权的军官，也往往因为由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兵运宣传造成的军队内部自由思想泛滥、组织纪律涣散而难以建立权威、发挥与旧军队或白军中的军官相当的作用。
从这些层面看，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力量是软弱的，因为他们破坏和废除了军队中旧有的制度，但是却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来替代。
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重新在红军内部建立起正规有效的组织、指挥和政工制度，如果短时间内不能建立起新的制度替代那么干脆恢复旧有的制度。
抓住了这一关键点就可以保证红军的兵源、纪律、忠诚和战斗力，就能够解决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
反过来看，白军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比红军更难以解决。
从持久作战能力来看，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中枢地区，拥有绝大部分的工业和农业产地，而鄂木斯克政权掌握的基本属于贫瘠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是不毛之地。
从面积来看，鄂木斯克政权比莫斯科政权大得多，但从质量来看，鄂木斯克政权比布尔什维克差得远了。
核心既是指地理形势上的，也是对工业交通而言。
这样不仅从地理上隔绝了各路白军之间的实质联系，更重要的是苏维埃政府掌握了西部乃至全国的工业精华区和铁路、内河航运的枢纽和干线。
依托工业区，红军不仅武器弹药的生产供应方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白军军火供应除了依赖原本散步各地的库存外，便只有依靠英法接济了，而接济的命脉有掐在中国手里），这些地区聚居的产业工人也成为了红军稳定而可靠的兵源保证。
借助完整的水陆运输网，红军的兵员和武器可以便捷的输送到需要的地方、达成局部的优势。
由于人口处以劣势，兵员的补充也成为白军的致命缺陷，白军因为以旧体制军队为基础，拥有技战术水平高出对手很多的高素质兵员，白军中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经验丰富的军官充裕到可以作为普通步兵使用。
高素质的兵员是白军最大的优势，而补充这些高素质兵员的伤亡，则是白军面临的最大的瓶颈问题。
毕竟有热情参加白军的旧军人和贵族军官在数量上远远不能与支持革命的工人士兵相比，更何况白军在占领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体系，也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动员体制，不要说高素质兵员，就是“壮丁”
恐怕也难以补充，即使有动员和补充，量既不足，在质上更远远不能与最初的那些职业军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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