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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讨厌这些规矩，表面上你也得认认真真地走过场。
在今天看来，这些规定似乎迂腐琐碎得可笑，但在当时这都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治身容易治心难，中国帝王绝不满足于刀剑威胁下身体的屈服，他更要对全体臣民进行精神控制。
这些礼仪规定，就是为了“治心”
。
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
礼仪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野蛮、专横的等级专制，通过这些据说是根据自然原则制定的温文尔雅的礼仪，变得更有欺骗性，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终生生活在这些礼仪规条当中，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不平等的现实，每个人的身份意识都被强化，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性格。
只有这样，专制秩序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
因此，违反这些规定，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咸丰帝扳倒了和珅，宣布他的罪状时，郑重其事地把以下一条当成了大罪——所盖楠木房屋，奢华雄伟，超越了等级规定，房间里的隔断样式居然仿照皇帝居住的宁寿宫。
明代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就任南直隶巡抚，消息传来，地方震动，“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
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
。
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本来用朱红油漆大门，听说海瑞巡抚来了，吓得把朱红色大门改漆成黑色。
管织造的太监，一向坐八抬大轿，这时也吓得改乘二人小轿了。
为什么？因为明代国家规定，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国家官员才可以用朱红色油漆大门，非法使用朱红色，在当时是一条重罪。
在等级制度下，强化专制的窍门是扩大等级间的距离，也就是加大不同社会成员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落差。
等级越多，等级间的差距越大，上一级对下一级的控制就更加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就更是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
贾谊在《治安策》中，把这个思路说得非常明白：“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
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
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
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就是说，帝王之尊如同高堂，大臣们如同台阶，平民百姓们如同平地。
如果台阶数量多而且间距大，那么大堂自然就高高在上。
如果没有台阶，那么大堂就低得多。
高则难攀，威风凛凛，低则容易触及，不容易保持权威。
所以古代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把人们分成公、侯、伯、子、男、官师、小吏、庶人等不同等级，而天子高居其上，其尊严不可触及。
历代帝王不断增加台阶的高度，拉大等级间的距离，等级越是靠上，各种享受越夸张奢侈，最终结果是与皇帝相关的礼仪繁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人们最后只能用数量来填补想象力的空白，结果使这些礼仪变得烦琐、夸张到完全脱离实际的可笑程度。
比如那座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宫殿之城，由于无限的夸张和铺陈，已经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了无生趣、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宫殿不过是一间殿宇的一再重复。
区别所有宫殿的不过是龙墀的高度、屋顶的重数、殿宇的体量以及屋顶的走兽和斗拱出挑的数目而已。
每座宫殿的布置也大同小异：三明两暗，千篇一律的雕花槅子，一几二椅或者二几四椅。
最夸张的是，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屋内九间，上下共置二十七张寝床。
三
当然，这些奢华的形式主义，不过是用来装饰权力的花边。
皇帝的实际权力比这些形式展示出来的更为巨大。
中国式的皇权大到什么程度呢？简而言之，大于人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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