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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通过强制性的洗涤，以消除有威胁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污染”
。
所以，朱先生采取了一定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历代伟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对扩张领土没有任何兴趣。
相反，他对外国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且把“里通外国”
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头上，以此强化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恐惧。
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威胁，只有远离或者占有他人，才被看作是一种安全。
从他这一代开始，中国明显地内向化了。
朱元璋：刚才诸位先生说了那么多，我大略听懂了。
先生们都是好意，为了我的病。
可是有些话，说得我心里不服。
譬如说我虐待狂，说我无德。
我的确是嗜杀，但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身为一国之君，过于仁柔，如何驱除强暴，护助弱小？我正是为了维持天下道德。
弗先生说我杀人时快乐，凭天发誓，我从没有过，我只是生气啊！
弗洛姆：这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文饰作用。
朱先生的话我可以理解。
受到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施虐倾向，所以人们会在心理上抑制这种“不道德”
的冲动。
然而，弗洛伊德已经揭示，受到抑制的冲动依然会发生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是隐蔽的，行为者自己往往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干了些什么。
虐待狂患者就不会察觉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还满以为他统治他人是出于对其关心，让他们获得最佳利益，他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
张宏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给朱先生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碍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
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
卡伦：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因为患者的心理问题大部分是早期经历形成的，我们通过帮助患者回忆和分析自己的经验，可以部分达到心理矫治的目的。
然而，在这个病例里，我们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障碍。
事实上，坦率地说，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在我看来就是心理症状的表现。
例如刚刚弗洛姆所说的囤积心向问题。
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静态的，这必然导致囤积心向。
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互不信任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
我到朱先生时代的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个城镇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筑了坚固高大的城墙。
这些城墙，是中国人猜疑心理的极好象征。
朱先生屠杀大臣，何尝不是“斩草除根”
这一古训的忠实体现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先生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先生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想解决的办法还应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最大帮助。
张宏杰：对朱先生个人，我们能有什么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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