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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公司里有一个日本太君很喜欢打麻将，每周末都会组织一次牌局，筹码是五十一百两百的，一局下来总会有几千块输赢，这对财主来说，也就是玩玩，算不得真赌。
刘元不喜欢赌，但这种巴结上司的机会也不愿错过，就经常去端茶倒水伺候牌局，三缺一的情况下也上过两次，他牌打得臭，心理素质也不好，别人一听牌他就哆嗦，越害怕就越出铳，几次都被打得清袋。
一来二去的，他和鬼子们就混熟了，运动项目不再限于麻将运动。
鬼子们远渡中国，几个月回一次家，也是比较寂寞，刘元跟他们打过高尔夫，玩过保龄球，在小梅沙踢过沙滩足球，更多时候是带他们出去嫖女人。
皇军们都住在五星级酒店，不用出门，每天就有大把女人送货上门。
但酒店里货源有限，质量还不见得高，收费更是贵得离谱，鬼子们挑来拣去，渐渐失去了重复操作的耐心，就问刘元哪里能找到物美价廉的替代品，嫖客刘元早有此意，只是苦于说不出口，这下一拍即合，恰如干柴遇上烈火，瞌睡碰到枕头，立马就带领皇军驱车而出，在琳琅满目的人肉市场做起了导购工作。
从1996年到1999年，刘元不知道促成了多少笔皮肉交易，换个说法，不知道帮助日本侵略者糟蹋了多少同胞姐妹，说起来刘元的祖上也受过日本鬼子的荼毒，他爷爷还挨过太君的鞭子，算是苦大仇深的革命后代。
所以刚开始他还有点民族情结，隐隐约约觉得这事可耻，但越到后来就越坦然，步子稳健，神态威严，妈咪们看见他就像看见了亲爹一样，忙不迭地向他推荐自己案板上的肉。
刘元也从中捞了不少好处，经常免费消费不说，还不断加薪升职，到1998年，他已经成了公司里职位最高的中国人，手下直接管十几个人，间接管三千多人。
刘元的卖国行为遭到肖然的猛烈抨击，和陈启明说起此事时，肖然第八百次引用了他自己的名言：“日本鬼子要是再打进来，这王八蛋肯定第一个当汉奸。”
陈启明笑笑，想起刘元的话。
汉奸刘某人按照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他的行为：他一周至少帮皇军找三个女人，交易额不低于六百元，一年就是三万多，“要是每个人一年都能贡献三万元的GDP，我们国家该有多么富强啊，那些女人……反正也是闲置资产。”
到1996年，刘元已经不怎么恨肖然了，在深圳这个城市，爱情本来就是一件浅薄的事，因为爱情而生的仇恨，当然就更不值一提。
6月17号是刘元的26岁生日，他在电台给自己点了首歌，花20块买了个小蛋糕，然后灯也不开，躲在黑影里静静地听，窗外的灯光幽幽地照进来，整间屋子显得空旷而孤清。
刘元听着歌，吃着蛋糕，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其实并不一定爱韩灵，他只是不服输而已。
当无数肉体在他床上横陈扶疏，当无数女人从他身下纷纭地退去，他忽然发现，自己这些年孜孜以求的爱情，不过是一种虚妄，就像狗虽然奔跑追逐，但并不爱任何一块骨头——它只是想咬一口，或者，仅仅是不想让别的狗得逞。
而韩灵这块骨头之所以显得比较大，不过是因为有两只狗同时在追逐。
她没有那么漂亮，而且，刘元摸着自己胡须微张的下巴想，她已经老了。
从那以后，他从没跟韩灵主动联系过，几次都是韩灵拷他。
深圳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职场的基本规则又是敬业勤勉，刘元把全部精力都投到工作之中，一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写字写得手上生老茧。
日本企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领导一定要比下属早到，一定要比下属晚走，刘元虽然不是最高领导，却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
他分管行政工作，几年下来，成绩斐然，光办公用品一项，至少为公司节约了几十万，这是硬碰硬的业绩，谁都不敢忽视。
工作和嫖娼之余，他还搞一点管理研究，先后在《职业经理人论坛》和《商潮》杂志上发表了几篇长文：《管理就是怀疑人》、《论合资企业的管理机制》、《管理三要素：责任、程序和标准》，等等，渐渐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管理人才。
1996年9月份，刘元被派回日本总部培训了一个月。
培训结束那天，公司安排温泉沐浴，刘元花一万日元找了一个女人。
封闭培训了一个月，把他憋得够呛，再加上甲午战争以来的国仇家恨，刘元表现得特别亢奋，从东京时间深夜两点一直折腾到天色微明，让那个穿一身学生装的日本小姑娘惨叫不已。
当第一线阳光照在富士山顶时，刘元冲刺结束，在她屁股上狠狠掐了一把，皮笑肉不笑地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有！”
那也许可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抗日战争吧。
那一万日元是他在日本培训期间的全部零用钱。
回国的飞机上，别人都大包小包地带着各种家用电器，照相机、录像机，有个胖家伙甚至背了一台大电视，只有他孤零零的，提着一个小包走在人群中，像是没讨到饭的叫花子。
快到上海时，他看着前排一对情侣亲亲热热的背影，忽然想起了韩灵，心里轻轻地疼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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