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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大明所设的三处市舶司，并不以经济效益为目的。
它的建立，只不过是为了“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而消其衅隙也”
。
换句话说，它就是明朝变相海禁政策的工具，它的作用是政治大于经济，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掌管朝贡事务。
所以，有人言及市舶司之用，“贡至，经理之。
此外他无事事。”
不过，到了明朝中后期，朝贡贸易日趋衰落，再加上财政出现困难。
在正德年间，开始重视市舶司的“番舶抽分”
作用，对外洋番商着手征收关税。
隆庆开放海禁后，市舶贸易掀起了一个高峰期。
在新的形势下，因夷人报货不准确，市舶的抽分改为丈抽制。
“番商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
不过，囿于市舶司官员和属吏的“专业性”
不足，市舶税的征收很快又从官府转为牙行所代劳了。
所有外洋番商进入大明港口（广州和月港）后，只能通过牙行的代理，缴纳市舶税，转售所携外洋货物。
也就是说，在大明的通商口岸，牙行掌握了外贸的经营权，他们以舶商代表的身份，巧取豪夺，上下舞弊，以饱私囊。
“外洋番货，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
。
此时，广州便滋生了三十六行（牙行）的组织，代番商办理一切手续，包括缴纳市舶税、转售番货等贸易事务。
这些牙行，“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
，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而惬意。
“破浪号”
驶入广州码头不到半日，便有牙行寻上船来，要求代理一切在粤进出货物之责。
考虑到人生地不熟，以及对此时大明的外贸政策几无了解，穿越众也只能入乡随俗，将此次大陆之行的进出口事宜全权委托给这家名为‘利顺行’的牙行，代为验货、定价、征关税，以及发卖所携舶货。
原本以为这么一艘大船，一定载满了大量外洋番货，怎么着也能勘算出四五十万两银子，然后抽他一个万儿八千，血赚一大笔。
可是，在随同船员检查核算了整个船舱后，邓书翰惊讶地发现，这艘船居然是一艘空船！
哦，当然，若是将那几十箱“番饼（即银币）”
、一百多担铜块，以及数百张上等毛皮算上的话，也勉强是装了一些货物。
可是，那些银子和铜块，属于钱币之类，不在征税之列。
倘若，仅仅对那数百张上等的毛皮征收市舶税，怕是仅能收上来千百两银子。
这与自己刚来时的预期大为不符呀！
按照市舶税征收制度，凡是入港的外洋番船，皆需足额缴纳“引税”
、“陆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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