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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你们会同意我的观点：如果当事人自己承认失误动作具有意义，那么它就是毫无疑问的。
反过来，我承认，如果当事人拒绝我们的了解，我们就无法得到这种假定的意义的直接证据。
当然，如果他不在跟前就能给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也是一样。
于是，就像法官审查案子的情况一样，我们被迫转向利用环境证据，这些证据在一些例子中更有可能帮助做出判决，而在其他例子中则不然。
在法庭上，为了实际的目的，也可以用环境的证据为被告定罪。
虽然没有这种必要，但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考虑这种环境证据。
你若认为科学由完全严格证实的命题组成，那就误解了，并且对科学提出这种要求也是不太公正的。
只有那些有权威欲望的，甚至于要以科学教条代替宗教教条的人们才产生这种要求。
其实，科学在其教条中只有极少数明白无疑的原则，其他的是根据可能性的一些特殊程度提出的假设。
科学思考方式的一个实际的标志在于是从对确实性的接近中获得满足，在于虽缺乏最后的证明，仍能进行更深入的建设性工作。
但是，如果当事人不是自己向我们解释失误动作的意义，那我们从哪里寻找我们解释的起点——即环境的证据呢？我们可以有多种来源：首先，来自于过失之外的类似现象。
例如，我们假定，无意说错一个名字与故意说错一个名字有同样的污辱之意。
其次，来自于出现失误动作的心理情境，过失者的性格，及过失之前所具有的印象，失误动作或许就是对这些印象的反应。
我们根据一般的原则来解释失误动作的发生：一开始只是一种怀疑，一种解释的建议，然后我们通过考察心理情境而发现证据。
有时，我们还必须等研究了失误动作的意义的进一步表现之后，才能使我们的怀疑得到证实。
如果我把自己局限于口误领域，我就难以给你们这种说明，尽管可以找到一些好的例子。
要“送辱”
某女士的那位青年，实际上具有一种害羞的性格。
说自己的丈夫可以吃和喝她想要的东西的那位夫人，如我们所知是位当家做主的妇女。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说，在维也纳记者协会的全体会议上（cordia）[36]，一个年轻的成员演说时猛烈地攻击他人，他把委员会称为“放债者”
（Vorschussmitglieder），而这个词是由“指导者”
（Vorstand）和“委员会”
（Ausschuss）组成的。
我们怀疑他有某个扰乱的目的影响到他的激烈对抗，并且其扰乱的目的与放债有关。
实际上我们了解到这位演说者正处于金融方面的困难之中，并且当时正想借债。
所以扰乱的意向可由以下念头表示：“对你的反对者体谅一点吧，这些人都是你想要向他们借钱的人。”
如果我讲到广泛领域中的别的失误动作，我便可以给这种环境的证据举许多实例。
如果一个人忘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虽然尽了努力也难以记住，那我们可以由此推测此人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必无好感，所以不愿想他。
例如，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失误动作发生的心理情境。
Y先生爱上了一位小姐，但他没有取得成功。
不久，这位小姐与X先生结了婚。
Y先生虽然早已认识X先生，并和他有业务上的关系，但是现在他却一再忘记X先生的名字，以至于每当要给他写信的时候，不得不向别人询问他的名字。
显然Y先生想将这个幸运的情敌全部忘掉，“永远不想到他”
。
[37]
又如，某女士向医生打听一个他们所共同认识的女朋友，但她用这位女友出嫁以前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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