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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来自专家界的批评，尽管对精神分析是如此的粗暴，但对个体心理学一般而言，都是温和的。
当然，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位精神病学家（psychiatrists）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Enough）的反对阿德勒的文章，文中他强烈地表述了对个体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
的厌恶。
如果还有什么对个体心理学颇有好感的话，这无疑是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对抗有关。
我不必再叙述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的其他学派。
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也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
你们仅需考虑到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它们使很多人难以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格言所说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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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见的分歧超越某一特定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随后沿着我们与众不同的道路前进——特别是当理论的分歧包含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更应如此。
譬如，假设一个分析者[137]不重视病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仅从现在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望中去寻找神经症的因果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他必将忽略对儿童经历的分析；他必将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通过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些特定的生活目标，来弥补对来自童年期分析的事件的缺失。
随后我们将对此指出：“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学派；但它不再是精神分析。”
或者，另一个人[138]可能形成这样的观点：出生时的焦虑经历播下了后来所有神经性障碍（ices）的种子。
因此，在他看来，把精神分析局限于这种单一影响的结果，以及向病人保证三四个月的治疗可获得成功是合理的。
你们将会发现，我所选择的两个例子产生于恰好相反的前提下。
这些“分离主义运动”
（seovements）的共有特征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了精神分析学说中丰富课题中的一个，并以此为依据独立出来——例如，或者选择支配本能（instinastery），或者选择道德冲突（ethiflict）；
或者选择母亲（的重要性），或者选择生殖问题，等等。
如果就你们看来，这种分离现象今天在精神分析历史中已变得比在其他理论运动中更为严重，我想我是不会苟同的。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理论观点与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关系。
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期容忍的。
人们喜欢指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
这种讨厌的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是我们从那些想法异于我们的人中分离出来的。
这对他们毫无害处。
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比从前过得更好。
因为，由于与我们相分离，他们通常也就摆脱了压在我们身上的负担——它可能是幼儿性欲的臭名声，或者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被周围人认为是值得尊敬的，而站在背后的我们则恰好相反。
而且，除了一个显著的例外，正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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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或许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完全错误的观点时，我们应该对他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
你们保证了我们能避开自满的危险，并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的确是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宽宏大量’。
当然，我们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没有关系。
也许你们恰好与我们一样正确。
毕竟，谁能知道谁是正确的呢？尽管我们相互对立，但请允许我们在我们的杂志上阐述你们的观点。
我们希望，作为交换，你们也能够发表你所否定的我们的那些观点。”
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被滥用后，上述说法显然会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
但目前，我们确实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按照传统的方法，我们仅限于提出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甘于冒犯错误的危险，因为错误是防不胜防的，我们拒绝与我们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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