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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病人所有的创伤都来自于她护理生病的父亲这段时间，而且她的病症只能被看成是她父亲的疾病和死亡所引起的记忆符号。
因而它们相似于哀悼的表现，在一个人死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死者的固着性记忆当然不能算是病态的。
相反，这是一种正常的情感过程。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例来看，她对于创伤的固恋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
但是在其他病例中——正如我所治疗的抽搐症病例，其致病原因可以追溯到15年或10年以上——一种对过去经历的不正常的依恋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看起来如果布洛伊尔的病人在经历创伤和症状发作之后没有及时接受宣泄治疗的话，她也会出现类似的异常特征。
至此，我们只是讨论了癔症症状与病人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布洛伊尔的观察中，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能使我们就患病过程和治疗过程形成某种看法。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布洛伊尔的病人在几乎所有的病态场合，都不得不压制一种强烈的情感，而不是让这种情感以适当的情感表现形式——如语言或行动——释放出来。
在关于她的女佣人的狗和那段情景中，考虑到女佣人的感情，她压制了内心非常厌恶的情感，而完全没有外露。
当她守护在父亲的床前，她始终注意不让生病的父亲看出她的焦虑和痛苦的抑郁。
后来当她在医生面前重复这些情景的时候，当时被抑制的情感就像被贮存了好长时间似的，极其强烈地迸发出来。
事实上，这些情景所遗留下来的症状，当接近其决定性病因的时候，就会达到最强烈的程度。
只有当这一病因被充分地展示出来时，症状才会消失。
另一方面，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病人在回忆这些情景时没有触及任何情感，那么这种在医生面前的回忆就不会产生效果。
因此情感就是这样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可替代的能量，成为致病和治疗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不得不这样假设，疾病发作的原因是病态中所表现出的情感的正常出口被堵住了。
疾病的本质就在于这些“被窒息的”
情感继而发生了一种变态的作用。
它们一部分保留下来成为病人心理生活的永久的负担和产生持续性兴奋的源泉；另一部分则经历了向非正常的体内的神经分布和神经压抑的转化，成为疾病的生理症状。
为后一种过程，我们创造了一个术语“癔症性转换”
（hysteriversion）。
与此相区别的是，我们心理兴奋中的某部分正常地沿着神经分布的道路前进，就会产生我们平时所说的“情绪表达”
。
癔症性转换夸大了充满感情的心理过程中的宣泄阶段，它们代表了一种更强烈的情绪表达方式，并进入了一种新的途径。
当河床被分成两个水渠时，如果其中的一条渠的水流遇到了阻碍，另一条就会立即溢出水来。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把情感过程优先考虑，我们就获得了一套关于癔症的纯粹的心理学理论。
布洛伊尔的第二个观察，再次迫使我们在一系列致病事件的特征中，要高度重视各种意识状态。
布洛伊尔的病人处在正常的意识状态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心理异常：失神状态、精神错乱和性格改变。
在正常意识状态下，她对那些致病情景及其与症状的联系一无所知。
她忘掉了这些情景，或彻底切断了这些事件的致病环节。
当病人处于催眠状态时，付出可观的努力，就有可能回忆起这些情景，通过这种回忆工作，症状就消除了。
要不是在催眠状态的体验和实验中找到了这种方法，对这种事实进行解释将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对催眠现象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在同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几种心理集合体，它们可能或多或少地彼此保持独立，也可能彼此“一无所知”
，还可能在所控制的意识状态下相互转化。
这些起初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现在已使我们感到司空见惯了。
以上这一类现象有时会自发出现，便是被称为“双重意识”
（doublece）[182]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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