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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这样的人格分裂，意识有规律地依附于两种心理状态中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有意识的心理状态；而另一种脱离这种心理状态的意识称为潜意识的心理状态。
在一种类似的“后催眠暗示”
（post-hypnoticsuggestion）情况下，一个在催眠状态下发出的指令会在后来正常状态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这个现象为了解潜意识状态对意识状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例子，也为我们提供了阐释癔症现象的模式。
布洛伊尔提出了一个假设：癔症症状产生于他称之为“类催眠”
（hypnoid）的特定心理状态。
根据这种观点，在类催眠状态下产生的兴奋很容易成为病因，因为这种状态不为兴奋过程的正常发泄提供机会。
这种兴奋过程进而就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产物——症状。
症状像异质体一样进入了正常状态，转而就对类催眠的致病情境一无所知了。
哪里有症状，哪里就有遗忘（amnesia）——一种记忆缺口，填补这一缺口就意味着消除了症状产生的那些条件。
恐怕我叙述的最后一部分使你们觉得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你们应该记住，我们讲的这些既新颖又有难度，把它们讲清楚也许是不可能的——这说明掌握有关这一课题的知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而且，布洛伊尔的“类催眠状态”
理论已经表现出没有必要，甚至成为一种障碍，它已被今天的精神分析所抛弃。
以后，你们至少会对布洛伊尔竖起的这道类催眠状态的屏幕后面所发现的影响和过程有所了解。
你们还会形成一种正确的看法，即认为布洛伊尔研究的成功之处只在于为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很不完全的理论和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解释。
但是完整的理论不会是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有人在其观察一开始就给你们提供了一套无懈可击的完整的理论，你们可能就更有理由怀疑了。
这样的理论只能是他推测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对事实进行无偏见考察的成果。
第2讲
女士们，先生们：
大约在布洛伊尔对其病人使用“谈疗法”
的同时，巴黎的杰出人物沙可（J.M.Charcot）也在萨尔拜特利尔医院开始了对癔症患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导致了对这种疾病的新的理解。
当时，他的发现在维也纳是不为人所知的。
但是10年后，当布洛伊尔和我合作发表关于癔症现象心理机制的《绪言》（1893a）时，我们已经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
我们把病人的致病经历看作是心理创伤（psychicaltraumas），并把它与躯体创伤（somatictraumas）等量齐观，而躯体创伤对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paralyses）的影响是在沙可那里得到最早论证的。
沙可在催眠状态下人为地再现了癔症性麻痹，布洛伊尔关于类催眠状态的假说只不过是这种事实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过这位伟大的法国实验家的学生，他本人不倾向采用心理学的观点。
是他的学生皮埃尔·让内（PierreJa）首次尝试对癔症中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心理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们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为我们的立足点是学自让内。
你们会发现在让内癔症理论中，当时在法国盛行的遗传（heredity）与退化（degeneracy）观点占有重要位置。
据他所言，癔症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形式，本身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薄弱。
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复杂的心理活动统合为一个统一体方面是先天无能的，因此才表现出精神分裂倾向。
请允许我打一个平常而明了的比方，让内的病人使我们想到一位体虚的女子，她出门去逛商店，回来时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两只胳膊和十只手指却拿不了这么多东西。
所以，一开始是一样东西从她的怀里滑落了，当她弯腰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另一样东西又掉了，如此反复不已。
这种分裂现象不能完全证实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为当我们发现患者综合统一能力不足这一现象的同时，也观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种补偿方式。
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和其他语言，而只记得英语时，她对英语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至于给她一本德语书，她就能正确而流利地直接读出它的英语译文。
当我后来以自己的力量继续开展布洛伊尔所开创的研究工作时，我很快就对癔症性分裂（意识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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