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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的《神经症的构成》（1912）一书中，潜意识仍然被作为一种与他的体系毫无关系的心理学所特有的东西提出来。
后来他一直坚持声称，一个观念究竟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这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
阿德勒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并没有理解压抑。
他在维也纳学会（1911年2月）宣读的一篇论文摘要中写着，必须指出，在一个特殊的病例中有证据表明，这个病人从未压抑过他的力比多，而且一直在不断地保护自己免受压抑。
[269]此后不久，在维也纳学会的一次讨论中他说道：“如果你想问压抑来自何处，那么回答就是‘来自文明’；
但是，如果你继续询问文明来自何处，则回答就是‘来自压抑’。
所以请看，这完全是在玩弄文字游戏。”
阿德勒据以揭露“神经症特点”
的防御机制的那一点点敏锐和机智，将足以指明他的这种诡计多端的论点的出路。
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文明是建立在前几代人产生的压抑基础上的，而要求每一代新人通过产生同样的压抑来保持这种文明。
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事儿，一个小孩认为人们在嘲笑他而哭起来，因为当他问鸡蛋来自何处时，人们告诉他“来自母鸡”
，而当他继续问母鸡来自何处的时候，人们则告诉他“来自鸡蛋”
。
但是，人们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相反，人们是在向他讲述真理。
阿德勒不得不说的关于梦（这是精神分析的术语）的一切都同样是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
起初，他把梦看作是女子气转向男子气的一个转折点——无非是把梦的愿望满足理论转变成“男性抗议”
的语言。
后来他发现，梦的实质在于使人潜意识地完成他们有意识否认的东西。
阿德勒（1911b，第215页注）在把梦和潜伏的梦念（dream-thoughts）混为一谈方面，也一定具有优先权的——这是一种建立在发现他的“预期倾向”
（prospedency）基础上的混淆。
米德（1912）后来在这方面效法了他[270]。
这里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对在表现形式上不可理解的每一种梦的解释，都是以这种梦的解析的根本方法为基础的，这种方法的前提和结论尚在争论之中。
关于抵抗，阿德勒告诉我们，抵抗服务于把病人对医生的反抗付诸实施这个目的。
这当然是真的；简直就等于说，抵抗服务于抵抗的目的。
但是，关于抵抗来自何处，或者受病人支配的抵抗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就不再深究了，因为这对自我是毫无助益的。
关于疾病的这些症状和表现的详细机制，对那些各种各样疾病及其表现形式的解释也都完全不予理睬；因为一切类似的东西都被迫服务于这种“男性抗议”
、自我主张和人格扩张。
这个体系是完整的；要重新解释它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虽然这个体系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观察。
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体系是和精神分析无关的。
在阿德勒的体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生观，是完全建立在攻击本能基础上的；这个体系中并没有爱的立足之地。
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这样一种惨淡的世界观（Weltansg）竟会受到人们极大的注意；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人类由于受到性需要这个重担的压力，因此，只要把“克服性欲”
作为一个诱饵提供给人类，人类就乐于接受一切。
阿德勒的退出发生在1911年魏玛大会之前；此后那些瑞士人也开始退出。
非常可笑的是，这种退出的最初的标志是黎克林在瑞士的一些出版物上发表的一些流行的文章中的几句话，因而普通大众反而比最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的人知道得还早。
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已经克服了一些早先使它丢人现眼、令人遗憾的错误。
1912年，荣格在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夸口说，他对精神分析的改革已经克服了许多人的抵抗，这些人曾经拒绝承认和精神分析有任何联系。
我回信说，这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他对辛辛苦苦获得的精神分析的真理牺牲得越多，就会越多地发现抵抗消失。
那些瑞士人如此自豪地加以介绍的这种改变不是别的，也无非是使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性因素不再具有重要地位而已。
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把这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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