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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晚报上发了一条路透社的消息，不久我发现我读错了，我对这个消息的印象是：哈斯当选为美国总统。
之后我便想到总统的生涯，想到有关哈斯的一些材料，他是在波恩大学完成他的学业的。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周的报纸上并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然后我再一次看了我看到的那份报纸，我发现，整个报纸上仅仅提到布朗大学（在美国罗德岛的普洛维顿）。
对这种失误的解释——由读误引发了严重的曲解——除了自己看得太快外，主要与我的思想有关，即新总统对中欧列强的同情为未来良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个人的动机原因。
二、笔误
1.在我记录日常事务的一片纸上，我吃惊地发现，台历上明确地写着是9月份，而我却错误地写成了“10月20日，星期四”
。
对这种期望的解释是不困难的——这是一种愿望的流露。
几天前，我刚刚完成一个假日的旅行回到家里，我感到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患者并不多。
在我刚回来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患者的来信，说她要于10月20日来这里，但我将日期写到了9月份的同一天的台历上，这与我的这种思想有关：“X本应现在来，浪费了我整整一个月时间”
，由于在我的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因此我将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
在此情况下，这种干扰的思想并非是自己所反对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很快地注意到了我这个笔误原因。
第二年秋天，我又产生了一次笔误，其动机基本相似。
琼斯（1911b）对像这样的日期笔误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笔误都有其心理原因。
2.我收到了《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稿子的校样，很自然，我对作者姓名的校对很仔细，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使排字人员遇到很多困难。
我也发现有一些外国名字印刷错了，仍需要校对，奇怪的是排字人员将我写的一个名字也改正了过来，当然，他修改的是对的。
我实际上写的这个名字是“Buckrhard”
，而排字人员认为应该是“Burckhard”
。
有一个产科医生曾写过一篇关于出生对儿童麻痹影响的文章，我很赞赏这篇有价值的论文，这个医生就是Burckhard。
我不明确为什么我对他不满。
但是，维也纳的另一位作者和他同名，他因对我梦的解释提出一些不明智的观点而令我烦恼。
好像在我写这个产科医生的名字的时候，我产生了对另一个Burckhard——那个作者——的敌对情绪，通过写错他的名字来将这种反对表达出来，这正如我们在对名字产生的口误的解释。
3.这一论断是斯塔福（1914）通过自我观察得出的，他坚信自己的这一解释的正确性。
作者在写错一个名字时，其动机明显是这样的：这个名字使他回忆起来另一个有敌意的名字，因此便通过笔误的方式将此表现出来。
“这个失误的潜意识动机是明确的，可以这样说，我相信自己已很深刻地将分析理论的原理这个部分写了出来，当看到Hits的这本书时，明显地产生了一种妒嫉和烦恼，因为它将我对自己的信任消除了。
我对自己说：《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曾说，改变一个人的名字是一种潜意识的敌意的表现。
正当我对自己的分析表示满意的时候，我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EduardHits要被EduardHartmann这个名字所取代，我提到这个著名的哲学家的名字，是否是因为它与另外一个名字相同？我首先联想到梅尔兹教授——叔本华的狂热崇拜者——曾经说过的一段话：‘EduardHartmann是一个拙劣的叔本华的信徒，应将他排斥在叔本华的追随者之外。
’这个影响倾向——决定了对这个遗忘的名字的替代——就是：‘不，这并非如此，即我的讲稿并非在追随Hits而他追随弗洛伊德就像Hartmann追随叔本华一样’。”
“如我所言，我记录下了这个例子，我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对遗忘的名字的替代促使了遗忘的产生。”
“6个月后，我又翻开了我对这个情况的记录，我发现自己写下的不是Hits，而是H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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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例是一个很严重的笔误现象，这实际上同样可以归于“失误行为”
（第八章）：
我想从邮局的储蓄所取一笔300金币的钱，然后寄给一个并不重要的亲戚让他去治病。
同时，我发现，账面上的钱还有4380金币，我打算留一个整数4000，以后在短期内不会动这笔钱。
在我写了支票，剪下与取的钱数一致的数码后，我突然注意到，我要的不是想要的380金币，而是438金币，我很惊奇我的这种不确定行为。
不久我认为这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现在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贫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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