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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很仔细地在图书馆查找这两本书，一本是《威尼斯——艺术之城》。
除此之外，我记得在同一个系列还有一本关于历史方面的书，对了，是《麦地斯》。
我把它拿了回去，并带给了我的患者；但是，使我羞愧的是，我发现自己出了差错，实际上我当然知道，《麦地斯》与威尼斯没有任何联系；但在一段时间里，我却没有发现这个差错。
现在，我不得不诚实一点，因为在分析患者的症状行为时，我通常以权威的态度要求患者要诚实。
这时我不得不告诉患者我的这个疏忽的动机（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不赞同他的这次旅行。
总的来说，我讲真话的动机的力量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这使人感到非常吃惊。
或许是因为自己从事精神分析的缘故，我很少能够说谎。
当我企图歪曲一些事实的时候，我便会出现暴露我内心秘密的这样或那样的误差或失误，这正如前面及下面的例子所表现的。
在所有的失误中，误差的机制是较脆弱的。
也就是说，误差的发生更能够表明，涉及到的心理活动不得不与这样或那样的混乱倾向做斗争，但是误差所使用的特殊形式并非都是由所掩盖的混乱思想的特质决定的。
回顾以前的讨论，这里我再补充一点，这一解释同样也适合于很多口误和笔误行为。
每当我们出现口误或笔误的时候，我们就会推断，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存在着某种混乱，但是也必须承认：口误和笔误通常也服从相似律、怠惰律或是人们图一时之便而表现的加速的倾向，这种混乱因素并没有继续将其本身的特点强加于说和写的错误。
有时是语言材料的和谐决定了这种错误的发生，同时这也限定了发生失误的程度和界限。
5.我劝告一个患者不要给和他恋爱的一个女孩打电话——当时，他自己想和她断绝关系。
因为，每次约会，都使他产生放弃她的念头。
他要写信将他的这个决定告诉她，尽管发出这样一封信有一些困难。
1点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找到了克服这个困难的方式，问我是否可以引用我这个作为内科医生的权威人士的话。
2点的时候，他正忙于写这封中断关系的信，这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对和他在一起的母亲说：“对了！
我忘了问这个教授我是否可以在这封信中提到他的名字。”
他冲到电话机旁，拨通了电话，说：“我能和教授讲话吗？他是否吃过了晚餐？”
对方的回答使他大为惊奇：“阿道夫，你疯了吗？”
这是我劝告他不应再听到的声音，他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误差”
，即拨的不是教授家里的号码，而是这个姑娘的号码。
6.一个年轻女士要到Habsburgergasse（哈普斯堡大街）去看一个朋友，一个新近结婚的女士。
当一家人围在桌子边的时候，她谈起了这件事，但讲话时出现了误差，她说要去Babenbergergasse（巴苯伯格大街）。
桌子周围的一些人的笑声使她注意到了她的这个误差——或是一种口误（据选择）——一个她并没有意识到的误差。
事实上，在两天前，共和国在维也纳宣布成立了，黄、黑的色彩被由红、白、红组成的老式的奥斯马克彩色所取代，哈普斯堡皇族被赶下了台。
这个讲话者将王朝的变更引入了她的朋友的住址。
在维也纳，有一个很著名的Baberasse，但是没有一个维也纳人会将此说成“Gasse”
[108]。
7.一个当地中学教师，虽然家境贫寒，但却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
在一次暑假里，他拼命追求一个居住在别墅里的小姐，这个小姐来自大都市。
最后，这个小姐还是向这个教师敞开了心扉，并劝说她的家人同意他们结婚，尽管他们存在地位和种族的差别。
一天，这个教师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个女孩并不是个美人儿，但却很甜，我们将会处得很好。
但是，我是否能下决心要娶一个犹太人，尚不能告诉你。”
这封信被他的未婚妻收到了，结束了他们的关系；同时，他的哥哥很奇怪地收到了一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信。
叙述这件事的教师向我保证说，这是一次误差，绝非存心计谋。
当然，这样的计谋我们在戏剧小品中经常会看到。
8.布里尔（1912，第191页）谈到一个女士，她向他打听他们共同熟悉的一个朋友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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